《尚書》，最早書名為《書》，是中國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歷史文獻，它以記言為主。自堯舜到夏商周，跨越兩千余年。　學習啦小編為大家帶來了《尚書》讀書筆記 ，歡迎大家參閱。

　　《尚書》讀書筆記 篇一

　　自從兩年前開始讀《尚書》，我對此書的興趣一直不減。有朋友問我，《尚書》不是很難讀嗎?你怎么看得津津有味?難道你全都能理解嗎?我搖搖頭，對他說，并非我古文很好，而因為難易是相對的，古人曾道“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尚書》文辭盡管古奧，但是如果你對照著注釋，仔細思索，反復誦讀，還是能夠粗粗地讀通一部分的。正如古人所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當然，不可能全部都理解。著名史學大師顧頡剛先生在窮盡畢生精力研究《尚書》之后嘆道：我只讀懂了一半的《尚書》。

　　長期以來《尚書》被奉為儒家經典，人們著重于義理訓詁。而一些史學家則將其當作史書看待，正如“六經皆史”的口號，雖不至于“六經注我”的程度，也成了他們研究中國歷史的必備材料。

　　其中也有一些是不能直接用作史料的，古文經部分引用時要特別小心。不過今文經中的《周書》諸浩則珍貴無比，基本上可以當作信史征用。經過千百年無數人的考證，依然根基穩固，另外，它的可信程度在不斷的出土青銅器佐證下，得到進一步確認。比如《利簋》就能證明《牧誓》“甲此文來源于文秘寫作網朝”的記載是正確的。 更為可貴的是它們(包括《費誓》《呂刑》《秦誓》等)記載了西周尤其是周初重要的歷史事件，成為了可靠的第一手文獻材料。華夏族千年一貫的民族心理(比如儒學等)幾乎都能在公元前十一世紀的社會大變革中找到回溯點。

　　許倬云先生曾說：“有關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遠為貧乏。”(《西周史》前言)要了解西周時代，必須讀《尚書》。甚至可以說，要了解中華民族的形成，也必須讀《尚書》。

　　《尚書》讀書筆記 篇二

　　讀完《尚書易解》頗覺其為一部治國之書，該書為記言之文，記載了君王治國的成功經驗，也有失敗之教訓，透露出很強的儒家治國理念。書有《虞書》 四篇， 《商書》五篇， 《周書上》七篇， 《周書中》七篇，《周書下》五篇，共 28 篇。其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為述治國之方法;一類為誓詞，即作戰前告 軍士之詞。

　　治國思想

　　一、治國思想首先可從兩個不同的對象來看，即官和民

　　官：

　　(一)首先是官吏的選拔

　　1，選官之標準以德為首。德有九， 《皋陶謨》記載“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官吏“須抑制剛克之臣， 推崇柔克之人” ，選官應以正直之臣為輔佐“其弼直，惟動丕應” 。如堯帝認為 共工巧于言而常邪僻，故雖有功而不用。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2，選官應知人，須廣求賢才。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離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廣天之下，至于海內眾民，萬國眾賢，共liuxue86.com為帝臣，帝宜善舉之) 《皋陶》。在《多士》中亦可看出廣求賢才之義，君王以多方之士為用， “惟我 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惟以王家為敵，而不敵殷之多士)。 ”

　　3， 選官須知人，亦須善任。發揮人之長處，將其安排在最合適的職位，發揮最大的用處。如《堯典》中記載的堯任用官員即為如此。命禹治水，命益掌山 澤，命伯夷坐秩宗，命夔典樂。

　　(二)其次是官吏的考核。

　　官吏的任命須有考察期，看其是否能勝任。如舜對禹之考察為期三年，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堯典》同時官 。 吏之考核須賞罰分明。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觀其志，考其事， 報其勞) 《皋陶》” 。“工以納言，時而揚之，格則承之庸之，丕則威之(納言，善則稱揚之，正則進用之，丕則罰之) 《皋陶》 。

　　民：

　　(一)為政者的治國思想：順民，保民為政者順承天命以治民，應通曉天與民之關系，以順民為根本理念， “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 《康誥》中亦闡述尚德保民。 “不敢侮寡

　　(二)治國目標：安民安民之具體要求即“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平安) ，四曰攸好德(遵 行美德)，五曰考終命(老而終其性命)《洪范》《皋陶謨》則闡述了安民之具 ” 。 體方法。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天敘有典之下，安民之道也。 “五典， 五惇，五服，五章，五刑，五用”

　　二、重視刑法，但須“刑以寬”

　　《堯典》中“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以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之罪人) ，鞭作官刑(官中之刑用鞭) ，撲作教刑(掌教之刑用撲) ，金作贖刑(贖罪用金) ，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很明確的體現了法當用，刑須寬。 《皋陶謨》中安民之道則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即施用墨，劓，剕(也作腓),宮，大辟，但用刑須謹慎。

　　《呂刑》周穆王之初，濫用刑罰，亂而無功。及呂侯為相，告穆王制定刑律，采用中刑。 “告以當謀敬刑，折獄之方法，懲貪賞中之旨。 ”

　　《康誥》中說“克明德慎罰”武王尚德慎行而有天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即用法之原則 “原情定罪，真心保民，用刑之權集于王，盡心斷獄，依法行刑” “破壞治安者 當刑之，不孝不友者當刑之，不循大法之官亦當殺之，大棄王命之諸侯亦當征 討之” 。

　　《酒誥》 亦體現了法治思想， 殷人號酒， 周公戒之，故命康叔宣布戒酒之令， 并告以戒酒之法， “司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屬游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全 部逮捕送到周京，我將殺之。 ”

　　《梓材》為周公告康叔治殷之法，其中亦有法治， “肆往，奸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則是告以法當寬。

　　三、以德治國

　　《康誥》其文第四段即闡釋以德化民。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亟，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天，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今民不安，其心未定，屢導之猶未和同，天其誅罰我，我其不敢怨之。罪不在天， 亦不在多，何況尚顯聞于天。意謂不能怨天，當行德教)。 “敬哉，無作怨，勿用 非謀非彝弊時忱” (無作怨于民，不用不善之謀，不法之事，丕則敏德，于是敏 行德教也)

　　《召誥》第四段亦述勉王敬德恤民， “王敬作，不可不敬德”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肆惟王其疾敬德”皆強調德之重要。 四、勤政無逸 作為君王應勤于政事，不要貪圖享樂。官吏也應該去除安逸之思想。 《無逸》篇最為集中的體現了該種思想。 “成王年壯，周公恐其安于逸樂，荒廢政事，所 以告誡成王，勸其不可逸豫” “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則知小人之逸” 。

　　《酒誥》中也可看出勿逸豫之思想。這里可將酒看做逸豫之代名詞，殷人嗜 酒為古之帝王作出了勤政之榜樣， 《堯典》末寫道“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舜勤眾事而野死，深寓勤勞眾事之意。

　　《皋陶謨》 “慎厥身，修永思”言不懈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歲”則是說有國者莫效逸游，當戒其危，日日變化甚多也。

　　《康誥》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言毋茍安而好逸樂，乃安民矣。

　　第二部分則為誓詞， 《尚書》中誓詞有《甘誓》 《湯誓》 《牧誓》 《費誓》《秦 誓》 。從此看出誓詞的典型格式為首敘討伐之理由，次敘作戰之安排。尤以《甘 誓》 《湯誓》為代表。《甘誓》先陳述對方之罪行“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因對方之有罪，使戰爭變為正義之戰，替天行道，鼓舞士氣。接著即言戰爭之安排，如《牧誓》中對于戰事之安排“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

　　較為特別的為《秦誓》 ，該篇為秦穆公悔過之詞，告于軍中，悔己待士之失，而思能容人之善。

　　《尚書》讀書筆記 篇三

　　《尚書》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獻，大部分是號令，就是向大眾宣布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話。也有記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說法，那記事的幾篇，大都是戰國末年人制作的，應該分別看待。那些號令多稱為“誓”或“誥”，后人便用“誓”、“誥”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平時的號令叫“誥”，有關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話多稱為“命”;臣告君的話卻似乎并無定名，偶然有稱為“謨”②的。這些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記;當代史官也許根據新聞，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據傳聞了。這些辭原來似乎只是說的話，并非寫出的文告;史官紀錄，意在存作檔案，備后來查考之用。這種古代的檔案，想來很多，留下來的卻很少。漢代傳有《書序》，來歷不詳，也許是周、秦間人所作。有人說，孔子刪《書》為百篇，每篇有序，說明作意。這卻缺乏可信的證據。孔子教學生的典籍里有《書》，倒是真的。那時代的《書》是個什么樣子，已經無從知道。“書”原是紀錄的意思③;大約那所謂“書”只是指當時留存著的一些古代的檔案而言;那些檔案恐怕還是一件件的，并未結集成書。成書也許是在漢人手里。那時候這些檔案留存著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漢人便將它們編輯起來，改稱《尚書》。“尚”，“上”也;《尚書》據說就是“上古帝王的書”④。“書”上加一“尚”字，無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書》稱為“經”，始于《荀子》⑤;只是到漢代才普遍罷了。

　　儒家所傳的五經中，《尚書》殘缺最多，因而問題也最多。秦始皇燒天下詩書及諸侯史記，并禁止民間私藏一切書。到漢惠帝時，才開了書禁;文帝接著更鼓勵人民獻書。書才漸漸見得著了。那時傳《尚書》的只有一個濟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詔燒詩書的時候，他將《書》藏在墻壁里。后來兵亂，他流亡在外。漢定天下，才回家;檢查所藏的《書》，已失去數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著這一些，私自教授于齊、魯之間。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時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錯來從他學。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書》流傳開來。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寫的，還是用秦篆寫的，不得而知;他的學生卻只用當時的隸書鈔錄流布。這就是東漢以來所謂《今尚書》或《今文尚書》。漢武帝提倡儒學，立五經博士;宣帝時每經又都分家數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謂“師法”或“家法”，從學者必須嚴守。這時候經學已成利祿的途徑，治經學的自然就多起來了。《尚書》也立下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來的。當時去伏生已久，傳經的儒者為使人尊信的緣故，竟有硬說《尚書》完整無缺的。他們說，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星宿，不正是二十九嗎⑦!這二十九篇，東漢經學大師都給作過注;可是那些注現在差不多亡失殆盡了。

　　漢景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展自己的宮殿，去拆毀孔子的舊宅，在墻壁里得著“古文”經傳數十篇，其中有《書》。這些經傳都是用“古文”寫的;所謂“古文”，其實只是晚周民間別體字。那時恭王肅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將這些書都交還孔子的后人孔安國安國加以整理，發見其中的《書》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這稱為《古文尚書》。武帝時，安國將這部書獻上去。因為語言和字體的兩重困難，一時竟無人能通讀那些“逸書”，所以便一直壓在皇家圖書館里。成帝時，劉向、父子先后領校皇家藏書。劉向開始用《古文尚書》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脫簡及異文各若干。哀帝時，劉歆想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立博士;這些都是所謂“古文”經典。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為然，劉歆寫了長信和他們爭辯⑧。這便是后來所謂的今古之爭。

　　今古文字之爭是西漢經學一大史跡。所爭的雖然只在幾種經書，他們卻以為關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實也是幌子，骨子里所爭的還在祿位與聲勢;當時今古文派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兩派的學風確也有不同處。大致今文派繼承先秦諸子的風氣，“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張通經致用。他們解經，只重微言大義;而所謂微言大義，其實只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古文派不重哲學而重歷史，他們要負起保存和傳布文獻的責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訓詁、典禮、名物之間。他們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東漢，書籍流傳漸多，民間私學日盛。私學壓倒了官學，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學者也以兼通為貴，不再專主一家。但是這時候“古文”經典中《逸禮》即《禮》古經已經亡佚，《尚書》之學，也不昌盛。

　　東漢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非常寶愛，流離兵亂中，老是隨身帶著。他是怕“《古文尚書》學”會絕傳，所以這般珍惜。當時經師賈逵、馬融、鄭玄都給那一卷《古文尚書》作注，從此《古文尚書》才顯于世⑩。原來“《古文尚書》學”直到賈逵才直正開始;從前是沒有什么師說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決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學者竟愛重到那般地步。大約孔安國獻的那部《古文尚書》，一直埋沒在皇家圖書館里，民間也始終沒有盛行，經過西漢末年的兵亂，便無聲無息的亡佚了罷。杜林的那一卷，雖經諸大師作注，卻也沒傳到后世;這許又是三國兵亂的緣故。《古文尚書》的運氣真夠壞的，不但沒有能夠露頭角，還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頂替的事兒。這在西漢就有。漢成帝時，因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無人通曉，下詔征求能夠通曉的人。東萊有個張霸，不知孔壁的書還在，便根據《書序》，將伏生二十九篇分為數十，作為中段，又采《左氏傳》及《書序》所說，補作首尾，共成《古文尚書百二篇》。每篇都很簡短，文意又淺陋。他將這偽書獻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圖書館藏著的孔壁《尚書》對看，結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將張霸投入獄中，卻還存著他的書，并且聽它流傳世間。后來張霸的再傳弟子樊并謀反，朝廷才將那書毀廢;這第一部偽《古文尚書》就從此失傳了。

　　到了三國末年，魏國出了個王肅，是個博學而有野心的人。他偽作了《孔子家語》、《孔叢子》⑾，又偽作了一部孔安國的《古文尚書》，還帶著孔安國的傳。他是個聰明人，偽造這部《古文尚書》孔傳，是很費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輯群籍中所引“逸書”，以及歷代嘉言，改頭換面，巧為聯綴，成功了這部書。他是參照漢儒的成法，先將伏生二十九篇分割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東漢儒者如桓譚、班固所記的《古文尚書》篇數。所增各篇，用力闡明儒家的“德治主義”，滿紙都是仁義道德的格言。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專崇儒學以來的正統思想，所謂大經、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來儒者所口誦心維的“十六字心傳”⒀，正是他偽作的《大禹謨》里，便見出這部偽書影響之大。其實《尚書》里的主要思想，該是“鬼治主義”，像《盤庚》等篇所表現的。“原來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約束。逢到臣民不聽話的時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來，自然一切解決。”這叫做“鬼治主義”。“西周以后，因疆域的開拓，交通的便利，財富的增加，文化大為開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韓非，他們的政治學說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擴張得極大。他們覺得良好的政治只在誠信的感應;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風從，用不著威力和鬼神的壓迫。”這叫作“德治主義”⒁。看古代的檔案，包含著“鬼治主義”思想的，自然比包含著“德治主義”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肅的時代早已是“德治主義”的時代;他的偽書所以專從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詞旨坦明，毫無詰屈聱牙之處，卻不免露出了馬腳。

　　晉武帝時候，孔安國的《古文尚書》曾立過博士⒂;這《古文尚書》大概就是王肅偽造的。王肅是武帝的外祖父，當時即使有懷疑的人，也不敢說話。可是后來經過懷帝永嘉之亂，這部偽書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發現了它，便拿來獻給朝廷。這時候偽《古文尚書》孔傳便和馬、鄭注的《尚書》并行起來。大約北方的學者還是信馬、鄭的多，南方的學者卻是信偽孔的多。等到隋統一了天下，南學壓倒北學，馬、鄭《尚書》，習者漸少。唐太宗時，因章句繁雜，詔令孔穎達等編撰《五經爭議》;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頒行天下，考試必用此本。《正義》居了標準的官書，經學從此大統一。那《尚書正義》用的便是偽《古文尚書》孔傳。偽孔定于一尊，馬、鄭便沒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殘缺了，宋以來差不多就算亡了。偽《古文尚書》孔傳如此這般冒名頂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時候。

　　這一千年中間，卻也有懷疑偽《古文尚書》孔傳的人。南宋首先發難。他有《書裨傳》十三卷⒃，可惜不傳了。朱子因孔安國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順易讀，也覺得可疑⒄。但是他們似乎都還沒有去找出確切的證據。至少朱子還不免疑信參半;他還采取偽《大禹謨》里“人心”、“道心”的話解釋四書，建立道統呢。元代的吳澄才斷然的將伏生今文從偽古文分出;他的《尚書纂言》只注解今文，將偽古文除外。明代著《尚書考異》，更力排偽孔，并找出了相當的證據。但是嚴密鉤稽決疑的人，還得等待清代的學者。這里該提出三個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第二是恵棟，著《古文尚書考》;兩書辨析詳明，證據確鑿，教偽孔體無完膚，真相畢露。但將作偽的罪名加在梅賾頭上，還不免未達一間。第三是清中葉的丁晏著《尚書馀論》，才將真正的罪人王肅找出來。千年公案，從此可以定論。這以后等著動手的，便是搜輯漢人的伏生《尚書》說和馬、鄭注。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績也斐然可觀;不過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殘守缺的工作罷了。伏生《尚書》從千年迷霧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諸大師的功績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還應該分別看待。照近人的意見，《周書》大都是當時史官所記，只有一、二篇像是戰國時人托古之作。《商書》究竟是當時史官所記，還是周史官追記，尚在然疑之間。《虞、夏書》大約是戰國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許是后代史官追記的。如此看來，《今文尚書》里便也有了真偽之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