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的靈魂是人文理念，人文理念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的要義是生命意識。假如有一天語文遠離了人文的內蘊——生命意識，那么語文將淪落為“婢女”。

　　有誰愿意做“婢女”?于是在語文“本紀”抑或“世家”的“皇帝新裝”里發出了一個“天真的聲音”：“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么一去不復返呢?”一位小學生讀了很多成年人耳熟能詳的著名文學家朱自清的名篇《匆匆》，竟然在作文中寫道：“中國打仗時，有許多愛國烈士，他們為國獻身，但是，朱自清重病在身，寧可餓死也不要美國人的‘救濟糧’，很多人都說他有骨氣，但是我卻覺得這樣做一點意義都沒有。如果說不吃不喝，寧可餓死，可以換來別人一句‘有骨氣’，我就覺得朱自清死得輕于鴻毛。生命第一，這是我們老說的一句話，為什么有人寧可餓死，也不吃眼前的糧食呢。都說進攻是最好的防御，但是我認為不會防御，就無法進攻，打仗就是要有強勁的力量，你連飯都不吃，連槍都拿不動，怎么能……”

　　邏輯上有點“幼稚”，外加對歷史背景的無知，不理解“不食嗟來之食”的階級斗爭的政治內蘊，使這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讓人啼笑皆非。然而，其把時間與生命鏈接且沖破意識形態執著桎梏的讀后感，不要說那些無病呻吟的同齡人望塵莫及，即便時下的有些語文專家，可能也會難以“望衡對宇”。

　　倘若一個聲音高喊著：“說這話是要負責任的!”那么我就會撕去最后一片遮羞布高喊著：“不是‘可能’，而是絕對!”請看2006年杭州中考作文題：“著名導演張藝謀18歲時迷上了攝影，可在當時連吃飯都困難，哪有錢買照相機學攝影呢?于是，他瞞著家人，偷偷跑到城里去賣血，一連去了5個月，終于攢夠了買一架照相機的錢。憑著那架照相機給他帶來的藝術積累，他考入了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可以這樣說，是那架照相機或者那段賣血的經歷，給了他特殊的人生經驗，鼓勵他不斷挑戰逆境，走上了成功之路，實現了人生價值。但當人們把羨慕的目光投向成功人士名利光環的時候，往往忽視了他們成功的秘訣。請以‘成功的秘訣’為話題……”

　　一個人拉板車、掏大糞、撿垃圾……再苦再累都無可厚非，“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而“賣血，一連去了5個月”，那是對生命的漠視與戕害。筆者天生駑鈍，怎么也無法在如此現象里抽取這般本質。一定要觸發，只能聯想到“__”的罪孽，眼下教育產業化的惡果，甚至是河南的因買血所出現的“愛滋病村”……假如我們的語文教育專家(能擔負中考命題任務的，還應該不是一般的專家，肯定有特級教師的冠冕)的語境下的話題能夠成立，那么，去年一個考取某重點大學卻無力交納巨額學費，在網上發帖“賣身求助學”的女孩，一旦她“他日若得凌云志”，恥辱的經歷大約亦能與“成功的秘訣”勉強或者說“羞羞答答”掛上號吧?

　　人是什么?首先是一個生命體。生命意識，天賦人權，自古而然。“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蘇軾對有限的人生異常珍惜，史載他曾嘗試過坐禪，服藥，練瑜珈，煉內丹外丹、陰丹陽丹，這些方法是否科學值得商榷，可無不表現他對生命的愛戀卻是事實。蘇軾的“貪生怕死”，避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高尚的標語口號不論，似可理解為他對生命的熱愛和尊重。魯迅先生說：“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不是人的人是駭人聽聞的。據說，少時蘇軾與朋友章敦同作山中游，偶見一獨木橫跨溝壑，章敦欲打賭過橋，蘇軾不愿拿生命作兒戲，章敦則獨自鋌而走險，蘇軾不禁感嘆道：“章兄來日定能殺人!”嗣后，兩人政治見解相異，各事其主，熱衷王安石“法家”或曰改革路線的章敦排斥異端果然殺伐兇殘毫不寬容。一個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大抵是不會珍惜他人生命的。看來語文的人文教育真乃任重道遠，是從本原上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舉措。

　　語文教育根據人的生命的本性，尊重生命的價值，促進生命的發展是“人間正道”。惟其如此，初中語文新課程所選錄的許多文章均不同程度上蘊含著對生命意識的體驗與思考。比如七年級(上、下)中的《生命　生命》、《紫藤蘿瀑布》、《偉大的悲劇》、《荒島余生》、《真正的英雄》，八年級(上)中的《杜甫詩三首》，九年級(上)中的《故鄉》、《孤獨之旅》、《陳涉世家》等。這些課文均從不同角度折射出生命的燦爛光輝，如何揚積極棄消極，培養學生對生命意識的感性體悟和對生命價值的理性思索，是語文人文教育的重要任務。可惜的是我們的語文教材的良苦用心對一些語文教育專家來說卻是“對‘牛’彈琴”，有益積極幻化于無聊的消極之中，渺小的生命虛化成一種偉大的教唆。

　　遠離人文的語文必然成為“婢女”;“婢女”者，工具也。視語文為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