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筆記篇4:

　　《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亞當·斯密是英國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立者。該書初版于1776年，與美國的《獨立宣言》同年發表。

　　亞當·斯密被奉為“經濟學之父”。而《國富論》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時間里，先后贏得了無數榮譽：“西方經濟學的‘圣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10本書之一” 等。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認為“從最終效果來看，這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貢獻的總和”。

　　更為眾多經濟學家所“迷惑”的是，亞當·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這本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們今天經濟活動和經濟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結構嚴謹，無懈可擊(張五常和郎咸平都曾如是說)。

　　在《國富論》里，亞當·斯密在否定重農主義和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說明了分工和貿易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國家的職責和收入來源。全書分為5 篇，作者在《導論及全書設計》中說，“本書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說明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并說明供應各時代各國民每年消費的資源，究竟有什么性質。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討論的，是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具體而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同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后，歐洲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后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

　　亞當·斯密在論述所有問題時，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總是被他或隱或顯的提及：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這應該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的來源)。斯密在全書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觀點：

　　1. “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每一個行為的動機，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種自然現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福利。

　　2. 勞動率增長的關鍵在于分工協作。斯密在書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針業為例子(第7—8頁)，來說明分工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巨大改進。分工以及勞動的劃分促進了專業化作業。而對專業化作業的追求，導致了工廠制度的誕生。

　　3. 勞動價值論。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頁)論述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值(應該就對應于馬克思經濟學觀的價值和價格)時，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作者開篇就說道，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于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斯密同時否定了舊重農主義所謂土地是價值的重要來源的論點。

　　4. 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經濟學體系”中，討論了兩種經濟制度(重商制度和重農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自由放任。作者極力論述了無論根據重商主義還是其他原則，對幾乎所有商品的進口實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認為，“為阻止進口或減少進口而設立的關稅，則顯然是既破壞貿易自由也有損于關稅收入的。”(第339頁)。他極力倡導自由貿易。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要像個人與個人之間那樣實行分工。他認為國家不應對商業(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充分發展和繁榮。

　　5. 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在于協調社會中人與人的利益，并避免犧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來”(第309頁)。

　　6. 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責任。斯密主張限制國家干預經濟。國家的職責應該是維護國家安全、環境的和平安全、個人公平競爭，并避免各種壟斷。換言之，國家應充當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 政府的開支。政府的開支體現著政府的責任，政府的開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維護國家尊嚴。在論述“建立和維持不能為個人帶來利潤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時，斯密還特別詳述了“為社會商業提供便利”和“促進人民教育”的開支。(第495—582頁)

　　8. 國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來自賦稅。斯密否定了舊重商主義所謂國家應該儲存大量金幣的做法，也否定了國家靠經營專屬于自己的公共資本或土地以獲取收入的做法。他認為那樣“看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是對全社會造成了損害。”他主張為社會全體利益考慮，“不如拍賣王室領地，分配給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則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來替代。換言之，“人民必須從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繳給君主或國家，以彌補公共收入。”(第588頁)

　　9. 賦稅四原則：1公平 2穩定 3征收便利 4遵守經濟原則，避免妨礙人民經營和給人民增加更多負擔。

　　讀罷此書，我最深的感受，是亞當·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嚴密論證，開創了經濟學科的理性思辨傳統。真不愧是經濟學科的“奠基”之作。國內經濟學家，哪怕是一些權威學者(諸如吳敬璉、張維迎、樊綱之流)，都應該好好的首先繼承這個傳統，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觀點。當然，國內也有一批斯密忠實的學生，仍然在世的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秦暉、人大農發學院院長溫鐵軍，天則經濟研究所創辦人矛于軾，以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劉吉等，他們腳踏實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5:

　　忙里偷閑拜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覺得很受啟發，它給我帶來了深刻的感受，并明白了什么樣的書才能稱得上劃時代的巨作，什么樣的人才配得上“經濟學始祖”的稱號。《國富論》的首次出版標志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干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并延續至今。

　　亞當斯密于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此書共分為五篇，總計三十二個章節，分別討論了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政治經濟學體系和君主或國家的收入等幾個方面的問題。全書基本涵蓋了古典經濟學派所討論的所有問題，并對各個問題進行了最基本的理論闡述，對后世經濟學家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書中，斯密首先闡述了他的勞動價值論。他認為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節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的物品。而勞動的生產率要受下述兩種情況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說，這一國國民運用勞動，是怎樣熟練，怎樣技巧，怎樣有判斷力;第二，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是什么比例。不論一國土壤、氣候和面積是怎樣，它的國民每年供給的好壞，必然取決于這兩種情況。

　　緊接著又論述道，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他認為分工有以下的好處：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勞動置換的時間減少;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當論及分工產生的原因時，斯密認為勞動或者說職業的差異并不是分工產生的原因，而是分工所帶來的結果。分工起因于交換的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是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的剩余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他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針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讓一個人從頭做到尾，一天恐怕連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協作，每人負責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卻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來如此神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分工可以使勞動專業化，可以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

　　至于交換產生的原因，斯密認為，主要源于人們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換取別人的，對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換，那么就必須有交換的媒介。這時斯密介紹了各種交換媒介，如牲畜、貝殼、煙草、鞣皮等，當然還有貴金屬。那么這些媒介與交換物之間的交換價值比例是如何確定的呢?斯密把這個問題分成三點進行闡述：第一，什么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即構成一切商品真實價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構成真實價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況使上述價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時高于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有時又低于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換言之，使商品市場價格或實際價格，有時不能與其自然價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亞當·斯密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他還認為利己心這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他相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的福利。

　　在《國富論》中，有讀者為其內容分為七個方面，值得一讀。

　　1.“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亞當·斯密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他還認為利己心這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他相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的福利。

　　2.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分工的發展以及勞動劃分為越來越精細的專業化作業，這是正在出現的工廠制度的主要結果。有了分工，同樣數量的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3.勞動價值論。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

　　4.反對殖民地政策。亞當·斯密主張自由貿易，所以對于殖民地國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經濟壟斷表示反對。在他看來，對殖民地及其統治國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的。

　　5.主張“自由放任”。亞當·斯密強調，只有對內對外的商業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個國家得到充分的發展與繁榮;同時他反對各種公司的壟斷。另外，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應像個人與個人之間一樣實行分工，并極力倡導自由貿易。

　　6.政府的主要職責。亞當·斯密對于政府的職責規定得相當具體。他認為，政府的主要任務在于對外抵御敵國，對內執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個重要職責是“創建并經營某些公共工程”。這也是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事業”的各種設施。

　　7.教育的重要。亞當·斯密認為教育社會底層民眾，國家雖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處，但總比讓民眾無知識，不受教育的好。他指出，在自由國家，政府安定主要靠有力的輿論，因此，公眾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愈多，越有公正的判斷的能力。從這個角度講，政府對于教育的推動，實不可稍有疏忽和閃失。

　　我認為，亞當斯密在書中也表達著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勞動中，要確定兩個不同的勞動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難。兩種不同工作所費去的時間，往往不是決定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們的不同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須加以考慮。一個鐘頭的困難工作，比一個鐘頭的容易工作，也許包含有更多勞動量;需要十年學習的工作做一小時，比普通業務做一月所含勞動量也可能較多。但是，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的準確尺度不容易找到。誠然，在交換不同勞動的不同生產物時，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上述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進行這種交換時，不是按任何準確尺度來作調整，而是通過市場上議價來作大體上兩不相虧的調整。這雖不很準確，但對日常買賣也就夠了。

　　通過這么多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國富論》中的不少論點跟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極為相似。不僅是這些，《資本論》中的很多其他的觀點也可以在《國富論》中追根溯源。

　　亞當斯密淵博的知識和對事物細致入微的觀察絕對能讓任何人折服。它涉及到勞動價值理論、分工理論、貨幣及價格的解釋，以及利潤、工資、地租、資本、稅收、貿易等等的分析。再看書中提到的行業，從英格蘭的制造業、到蘇格蘭的牧業，到印度的種植業，到北美的金銀礦業，還有海上運輸業、造船業、農業、建筑業，林林種種。

　　除此之外，還有各種社會的現象，如政府的法令、貿易的限制、工會、壟斷等等。斯密在闡釋自己的推斷的時候，總會旁征博引，讓讀者不得不信服。

　　斯密的推斷從實踐的觀察中來，往往一句話就能點明背后的規律，而又給人留下許多思考的空間。試舉一例，“什么東西增加了生產食物的土地的產出力，它就不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價值，而且也給許多其他土地的生產物創造了新的需求，從而使其他土地的價值也增加了。”這句簡短的話一下子就點出了市場的多個規律。

　　所以，《國富論》是一本難得的巨著，細心的拜讀也實在是一種心靈深處的極大享受，也可以說，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它將起著指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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