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演講稿精選
柴靜，1976年1月1日出生于山西臨汾，1988年，到長沙鐵道學院(現中南大學)讀書，1995年，電臺主持《夜色溫柔》節目，1998年，到中國傳媒大學學習電視編輯，并在湖南廣播電視臺主持《新青年》節目。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柴靜演講稿精選，給大家作為參考，歡迎閱讀!
柴靜演講稿精選篇1：簽售演說詞
謝謝邱老，也謝謝各位親友，還有多年來的給位讀者和各位遠道而來的觀眾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天寒地凍，大家遠道而來，辛苦了，在看完剛剛看完那個片子之后，有很多讀者曾經留言給我，問我，為什么給你說一個人給你自由你不獨立你仍然是奴隸，我就想了想我寫這本書之前，曾經翻了翻我大概二十歲左右時候的日記，想找點兒參考，但是看了一本兒又一本，然后發現說，這段歷史好像跟我沒什么關系，為什么，因為里頭記得事兒，基本上沒有什么事實，也沒有場景，也沒有描寫，也沒有對話，通篇都是我我我，對自己也沒有什么反思跟批評，再往下看更悲慘，我原來想，那談戀愛的事兒總該記得比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發現，當年談過戀愛的人也記不得了，因為里面基本上只有描寫，情緒和結論，比如說，看前幾頁的時候還在寫“啊，他是上帝上老師派給我的”，再翻幾頁就變成了“原來他是個人渣”，就都只有結論，看的時候我就想，柴老師，您當年是發生了什么事兒啊，但是不記得了，所以說，不要是說報道一個國家，就是報道自己都是意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報道所要求的準確、客觀、公正、平衡，這些原則有的時候跟人性當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觸的，人總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蓋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實，人想要對他人做出評價，人們想要說，我是正確的以及為什么我是如此正確，所以一個人身上發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聞，我們記錄自己的同時也在記錄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的新聞史，也就是我們的心靈史，如果都以我這樣的態度來報道的話，那么將來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霧一片，一無所見，既看不見他人也看不見自己，因為這里面沒有生命的實質。當年我二十三四歲，到央視做新聞，就是帶著這么一種思維模式來做的，所以那種困窘可想而知。
那時候，陳虻老罵我們。我記得有一次，他拿一個年輕記者的片子說事兒，當然那片子拍的很動人，是拍有一個中學的老師，然后把四個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來，在家里吃，在家里住，還給他們訂作業本兒，做的很動情，陳虻說他很感動，但他隱隱約約覺得有點兒不對勁兒，他就把這個記者叫過來問，說“收錢么”，記者說“收”“收多少錢”說“一個人兩三萬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來十二萬，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還剩下的錢也高于這個老師在學校的工資。陳虻就說，在我不知道收錢之前，訂作業本兒這個動作讓我覺得感動，我知道了之后，這個動作在我看來叫省錢。然后他就問，誰交給你們的，啊，我要請問你們有自己的思想么，讓你表達你有么，誰較給你這個的?陳虻說的很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個問題當時我覺得他提的太像外賓了啊，然后我就想我小時候，我媽想讓我受點兒文藝熏陶，也找了各種方式，比如說讓我學學音樂，因為文藝是最讓人去感染心靈的么，但我天資比較平庸，到現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會拉一個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學的，會拉一個曲子《小白菜》，手風琴我也會，會拉《鐵道游擊隊》，所以就是就這樣還叫文藝女青年，所以這就是這個年代的一個文藝氣氛，在這個氣氛當中，你看文藝最表現的本來就應該是人，但我們的這個音樂當中的人要么就是一個戰斗者，要么就是一個控訴者，所以這個模式其實滲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為你很逆反，你以為你很反對這個，但是稍不留神，心靈的慣性就會驅使你成為你最反對的人，那怎么解除它，其實是最困難的事情。
那個時候，陳虻老罵我們，審個片子，他拿過開，看一遍說，你是機器人么?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戰戰兢兢再拿給他看，這次他很溫和，說，嗯，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就是個機器。但是，靠這種嚴苛的責罵哈，好像也沒有什么用，因為你原來這個模式就像一個拐杖一樣在思想上，你拄著它走了很多年很長的路，習以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腳沒那么強健，你都不知道該怎么往前走，只能癱倒在地，所以，陳虻后來也放棄我了，他就跟我說，唉，你去吧，你這個人靠語言沒什么用，就是不撞南墻不回頭，他說得對，這個撞了南墻，人的腦袋在上面撞得頭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會那么僵化，這個有松動的時候吧，外界的東西才能夠侵入你，侵入你的頭腦，侵入你的心靈，擊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來的概念，所以我為什么在這本書中寫十年來我所見到的人，因為只有人才構成了當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準確，在2003年，非典的時候，我見過4月19號人民醫院的急診室，他們當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離，那簡直是一場逃命一樣的撤離，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經四腳朝天，就像尖叫一樣，當時的急診科主任朱進紅帶著我去看這個現場，他只給我看墻上有一塊兒小黑板，這個黑板上寫了22個名字絕大多數的后面寫著“肺炎”兩個字，他跟我說，其實都已經是SARS，他說病人不知情，來輸液的也不知情，醫生知情么?知情，可是每個人都漚在這里頭，連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說，你清潔區跟污染區怎么區分啊，他就指了指這兒，“在心里區分”，我說那你靠什么防護，他說我考精神防護。人民醫院后來有76位醫務人員感染，有兩位急診科的醫生殉職。他跟我說這些的時候，臉上那種幾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絕望和沉痛，是讓一個年輕人理解，新聞為什么要準確。因為4月19號的時候，很多媒體還在對外界說，市民可以不帶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經對這個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視過我的職責，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輕慢，因為“準確”二字事關著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說到平等就要在鏡頭面前故作姿態。后來我去采訪李陽的這個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這個采訪提綱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應該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閉著眼睛的十分鐘里面，我發現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喚醒的是我少年時代的記憶。一個中學上學的路上，白天被一個小混混推到在街邊，頭磕在那個水泥沿兒上那一瞬間的感覺。我知道最讓人痛快的不是身上的傷或者頭上的土，那種感覺讓你難受的讓你對自己的憎恨，你覺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么殘破之處我才會招致這樣的命運，所以我就帶了一束花兒給他的妻子。這個女人看到這束花兒之后，后來她搬出一個家庭的相冊給我看，貼滿了這些年來他們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張她跟丈夫的合影旁邊，貼了一支玫瑰花，這個玫瑰花已經很長時間了，是某一年結婚紀念日的時候，她提醒丈夫的秘書去買回來的，就這一支花，她把那個所有的葉子都用塑料薄膜壓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別好，就是這個干枯的花瓣給我一個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覺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間，我覺得，沒有人我之分，它跟我一樣，對自身的完整的愿望是一樣的，對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樣的，只不過它出生在這兒，他這樣生活，我出生在那兒，那樣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憫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處在相近的生活當中，你所經受的，我必然經受，當我們共同在為生存掙扎的時候，我們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實，因為沒有受過很嚴格的思維訓練，還是喜歡那種四兩撥千斤，弄巧賣智的一種思維方法，比較華麗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2007年，我采訪華南虎照的時候，當時在視頻當中有一個細節。那時候，周正龍穿了一個大棉襖吧，在這個地里頭，我跟他坐著在一塊兒采訪，真假難辨。當天采訪完之后，我的同事在一塊兒，我發現我們五個人的小組有一個很劇烈的分歧。一部分認為，照片一定是假的，還有兩位同事說，一定是真的，我說為什么，然偶同事說，周正龍披個大襖，背著光坐在那個漫山遍野的麥苗當中，那簡直就是個老英雄啊。他說，再說了，撒謊的人怎么敢直視鏡頭呢?就這個瞬間我映像特別深，我覺得，哦，原來每個人的審美、經驗、直覺都完全不一樣，你要光靠感慨和抒發感情，誰也說服不了誰，只能靠事實和因果的不斷梳理。我們也沒有任何別的可以依靠的地方，兩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話，拿證據來。就靠這一句話，你就可以從邏輯鏈條的最末端一環一環向上追溯，讓它支支相扣，自相咬合。以這樣笨重的氣力，即使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從土地當中拉出深埋的龐然大物，這就是邏輯的力量，這也是求實的力量。
小的時候看電影的時候總喜歡問我媽說，這個人是好人壞人啊?長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個善惡分明黑白兩元的世界觀。做節目的時候，其實這樣很痛快，大家在看到好人出現的時候，我們再加點兒音樂，立刻就涕淚交加;看到壞人出現的時候就咬牙切齒，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2009年，當時我在重慶，采訪一個土地拍賣事件。有人向我們舉報，一個叫陳坤志的人操縱土地拍賣。我采訪他的時候，他幾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認了所有的事實。他不覺得這有什么問題，瘦了一千多萬的中介費，給別人干活，這是勞動所得，然后，臨出門的時候，他跟我說，說他是公安大學畢業的，我就是要玩兒法律，在這個節目播出之后，后來，這個案件在調查和審判當中，陳坤志被判處了死緩。但是我一直記得，在采訪中，他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說這個事件當中，沒有人是正義的，都別打這個旗號，都是為了利益。他給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證了，發現他說的是對的，當年向我們舉報他的人，也在訴求利益，而且也在訴求的是不正當的利益。只不過叢林法則，大魚吃小魚。所以在節目當中，每一方都認為對方是黑社會，每一方都寫了遺書，每一方在念遺書的時候都熱淚盈眶。其實沒有一個受苦的群體的群像，只有一個一個具體的人，一個一個具體的有訴求的人。陳坤志讓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對每一方的論述都要心存警覺，只有讓這些不同的論述之間相互毆斗，彼此博弈，才能夠接近事實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夠保證自己不成為偏見的附庸。
在剛做記者的時候，我還有一個習慣哈，有時候采訪一個犯了錯誤的人會問他說，那你要不要表達一下歉意啊，你有沒有懺悔啊。有領導當時提醒過我，但我當時不以為錯，我覺得，我這也是為了社會向上向好嘛。后來2009年，我采訪一個電擊治療網癮的調查，這個電療治網癮是設在一個醫院里頭，我們被允許觀摩了他們整個的課程，這個課程當中有一個非常固定的環節，就是一聲令下之后，所有的學生都集體向這位醫生下跪，有抱著腿的，有摟著他的，大家都揚面大聲嚎哭。我就繞著他們轉了一圈兒，我看，他們大部分人臉上都是，臉上干干，淚水全無，但聲音很大。后來我就采訪了，他們當中的一個女孩兒，這個女孩兒坐在我面前說，點擊一點兒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別愿意留在這兒。就在我打算結束采訪的時候，我突然看到她臉上流下眼淚，我就問她，那你為什么痛苦呢，她說，我不痛苦，我說，那你為什么流淚呢，她說我沒有流淚，說到這兒的時候，她的眼淚已經流到了腮幫子上。她說，我愿意留在這兒。說完這句話，她臉上的這顆淚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褲子上。在采訪的時候，我問這位醫生，他們為什么向你下跪，他說因為他們感恩。我說他們有沒有可能是被脅迫或者他們是裝的?他微微一笑說了一句話，能裝一輩子不是也很好么?就是這個人的這句話，讓我從此不敢再去問別人，你要不要表達你的歉意跟懺悔。
真實的人性有無盡的可能，任何強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導致普遍的虛偽。所以，采訪才只是呈現，而不是評判;是認識，而不是改造。在這本書中，我寫下的就是這十年當中，我所遇到的這些人，他們撼動我頭腦當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處在一個晃動不安的狀態里面。
不過，盧安克就說過一句話說，自由本來就是站不穩的狀態。其實我所說的這些概念都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證過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們。寫下他們有意義么?我也不知道，但對我來說，這里面好像有一種屬于我自己的心靈的自由吧。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過我自己的不斷犯錯，不斷推翻，不斷重建去認識它。生命是一個體驗，體驗了時光才不會虛度，體驗了這些感受才會屬于你，你因此而創建屬于你自己的生活，當你創建之后，你才歸屬于它。所以這些概念對于我來說，已經無關于職業的榮譽感，它們關乎的是這個世界當中屬于人的真正地實質。不論我們走的多遠，都要守護這樣的實質，絕不將它拱手出讓。
在二十歲的日記里面，看到了很多陳詞濫調，只有一句話讓我覺得還有一點意味。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個主持人了，然后有一天我在日記里面寫，我說身邊的人在一塊兒討論，將來我們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說，我想成為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我說我的理想比這個更為高遠，句號。然后，這頁就完了，我還挺好奇的，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翻過來之后，小柴當年寫了一句，說我想不斷地完善自己。當一個人力圖完善自己的時候，他將不再向外界尋求什么，也不想外界推諉什么，他將把重心放在人的內部，而社會的進步，也就由一個一個獨立的人試圖自我完善的過程當中得來。我的起點這么低，所以這個過程才會無限長，永無盡頭。想到這一點，我覺得也就踏實了。
在一個月之前，我還在一個采訪中把一個小孩兒又問哭了，是因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時候不是通過語言而是通過行為去認識生活的。我當時非常沮喪，我一個人坐了半個小時，在哪兒。后來我就問陪伴了這個孩子十年的的德國志愿者盧安克，我說我怎么總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點吶?盧安克說，如果那么容易的話，我們還要這么漫長的人生干什么呢?所以認識到自己身上的弱點，也才能對他人和這個世界有一份寬亮。我們不需要與誰為敵，我們只需要解除，共同來解除我們身上的蒙昧，從這當中睜開眼來，看見他人，看見自己。
講演的最后我想再說一件事，這件事情我還沒有和別人說過，是關于這本書的封面，這本書的封面是陸智昌老師選擇和設計的，當時征求我意見的時候，我說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沒有告訴他們。這張照片是2006年新聞調查的同事陳威在我們在重慶開縣一個叫馬柳鄉的地方采訪的時候，他拍下來的。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這張照片背后的故事。這個村子是開縣最偏僻最貧窮的村子之一，有700戶人家，青壯年大多除外打工，留下的就是這些老人跟孩子。當年農民的負擔很重，都很窮，所以跟政府的沖突很多，有一次沖突很強烈，結果就是雙方達成一個共識，政府說，那以后你們管你們自己的事務吧。然后他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這個山村的路給修起來，路特別難修，曲里拐彎兒，要協調很多的關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沒有能夠修成，說現在你們自己來吧。就是這個照片當中有一個老人，是這個村里的生產隊長，他來負責開會協調，他說我有這么幾個規矩，第一，人人都要發言;第二，不能罵人;第三，不能光說怎么不行，也得說怎么行。說完之后大家舉手表決，百分之八十五都同意了，我就把這個紙摁上手印兒貼在祠堂的門口。但是貼完之后，說允許你睡完一覺起來之后又反悔，五天之內允許你反悔，你就把這個榜揭下來，再召集大家重新開一次會，擔憂一個條件，你得來負責全村人誤工的費用，免得你太任性，為所欲為。這張紙被揭下來過五次，每一次都重新開，最后的結果是，還尊重原來的決議。錢花出去，路修好了，沒有任何人鬧事兒，也沒有任何人上訪，日子就這么平淡的過下去。所以每次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我就在想，當年我們的那期節目叫《馬柳的民主》，是說這里在實踐中國基層民主做的最前衛的一個地方。實際上這些老人、孩子，他們很多人都不識字兒，根本沒聽說過民主這兩個字，所以這張照片給我的一個信念就是，我們用不著，去向外來的世界去刻意的學習什么模式;我們也用不著刻意的與誰為敵，反對什么，我們只需要解開我們身上的束縛，成為獨立的人，用我們最樸素的生活經驗、智慧和常識，我們就能夠創造和決定我們自己的生活。盡管這個生活并不完美，但是從今而后，我們將生活在我們親手創建的生活之上。
謝謝大家，謝謝今天來現場我的親人、朋友多年的讀者和媒體的同行。最后要特別祝我的朋友，周云蓬，今天生日快樂!
柴靜演講稿精選篇2:穹頂之下
霧霾之上，穹頂之下，我們同呼吸，共命運。
大霧霾后得知懷孕：女兒健康就好。
2013年1月份北京，一個月里頭25天霧霾。
那個月里頭，我還去了四個地方出差：陜西、河南、江西、浙江。回頭看視頻里的天空，當時的中國正被卷入一場覆蓋了25個省市和6億人的大霧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著覺，我就切了一只檸檬放在枕頭邊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懷孕了。
聽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間，我覺得我對她沒有任何別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診斷為良性腫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術。我還沒有來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后來我辭職陪伴她、照顧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從來沒有對污染感到過害怕，去哪我都沒戴過口罩。現在有生命抱在你懷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來負責，你才會感到害怕。那場霧霾持續了差不多兩個月(2013年底)，它讓我意識到這件事情不是偶然發生，也不可能很快過去了。
這是2014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氣和良的時候，我才能帶她出門，但是這樣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數175天，這意味著一年當中有一半的時間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樣關在家里面。十年前那個環保局長對我說了一句話，“孝義是山西的縮影，山西是中國的縮影”。短短十年，我眼睜睜地看著它成為現實。
連續40天空氣影像記錄顯示：
天津2014年空氣污染天數197天，
沈陽2014年空氣污染天數152天，
成都2014年空氣污染天數125天，
蘭州2014年空氣污染天數112天，
石家莊2014年空氣污染天數264天
有的時候早上醒來我會看到女兒站在陽臺前面用手拍著玻璃，用這個方式告訴我她想出去。她總有一天會問我，媽媽，為什么你要把我關起來?外面到底是什么，它會傷害我嗎?這一年當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為了回答將來她會問我的問題：霧霾是什么?它從哪兒來?我們怎么辦?
霧霾是什么：這是一個看不見敵人的戰爭
霧霾是什么呢?我有時候會把燈關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這當中，它們是一些空氣動力學直徑小于2.5微米的顆粒，所以它們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見光，留給我們一個能見度很低的世界。這是一個看不見敵人的戰爭。
大量的樣本顯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標20倍。所有這些致癌物都附著在剛才看到的那個黑色的采樣膜的表面，一種叫做黑炭的物質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個鎖鏈的結構，所以如果它打開的話，兩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個籃球場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屬。在中國這樣的黑炭有多少呢?這是2009年NASA(美國航空航天局)做的一個測算，那個紫得發白發亮的地方是中國，(黑炭)它像幽靈一樣在我們的上空飄蕩。
在中國每年因為大氣污染過早死亡的人數是50萬人。在這場跟人類的戰爭當中，我們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就是我們的孩子和我們的父母，這些小孩大多才兩個多月大，還沒有出過門，但是已經得了肺炎，他們在接受霧化治療。在2013年1月份，重霧霾期間的時候，我們整個國家，有二十七個城市都出現了急診人數的爆發性增長。
Edward Lagrence Avol(南加州大學醫學院臨床預防醫學教授)：如果讓他們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們受到一部分功能損傷，他們暴露的第二天，他們的損傷沒有第一天那么多，但這不是因為他們有了“適應性”，而是他們已經失去了這部分功能，損害已經發生。
我就在華北天空下生活，這十年來我怎么沒有覺察到霧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們國家奧運空氣質量保障小組的組長唐孝炎院士，她給了我這條曲線，這是2004年。
11年前，那時候我們還沒有PM2.5的檢測，但是我們有PM10，她是根據當時的估算，那個時候在污染期的話，PM2.5可以達到三百到四百，屬于今天的嚴重污染。但那個時候我們一直認為那是霧，我們一直把它叫做霧。
人們在當年并不是沒有聞到嗆人的味道，但煤炭帶來的溫暖和能量在當時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內有3700家工廠，對一個充滿發展渴望的農業大國來說，煙筒被認為是進步的標志。
過去30年內，我國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雖然吸煙和老齡化仍然是這個數字的主要因素，但細顆粒物明確的致癌風險，越來越得到重視。2012年，PM2.5被列入監測范圍，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隨著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們對環境的期待越來越高。
我戴著口罩逛街，我戴著口罩購物，戴著口罩去跟朋友見面，我用膠條把我們家門窗每個縫都給它粘上，帶著孩子出門打疫苗的時候，她沖我笑我都會感到害怕，說實話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問我說，你到底要干嘛做這件事情。我只好簡單地告訴他，這是我跟霧霾之間的一場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從哪兒來，我要弄明白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讓中國騰飛，再讓中國“遭罪”
中國的PM2.5，60%來與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燒。這種燃燒的強度有多大呢?我們可以來看看，在2014年，這個數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燒強度，可以看看中國有多亮，那個燒得發紅發亮發白的地方就是我們國家。從圖標來看的話，它比歐洲高出三到四倍，我們燒了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間可以發生大規模的化學反應。
在南威爾士被廢棄的礦坑深處，埋葬著英國工業時代的心臟，它曾經驅動過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也給這個國家帶來一場可怕的黑色災難。在1960年年代，倫敦大煙霧事件發生完之后，其他的國家紛紛開始減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當時恰逢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這個已經封閉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國家，迫切地需要一種巨大的能量能讓自己起飛，它的選擇是煤炭。這是它增長的曲線。
那中國這么多煤用在哪兒?2013年這36億噸，我們可以看一下，其中3億8千萬噸燒在京津冀，而這3億8千萬噸當中，有三個億燒在河北。
熊躍輝(國家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司長，原華北督查中心主任)：有60%以上的鋼鐵企業沒有任何審批手續，環評法甩在一邊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審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審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戶，監管部門都不想去觸及這一塊，關的了嗎?能取締的了嗎?一千萬噸鋼是多少人就業?10萬人就業，河北的鋼鐵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經到了你取締不了的程度。
中國用三十年的時間走完別人一百年走過的工業華的道路，所以我們煤的污染之上還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們的油怎么了?我們的油大部分燒在車上，我們的車在十年之間增加了將近一個億。北京本地的污染源當中，最大的就來自機動車。
尷尬的不止環保部門，空氣中都是錢的味道。
車多就污染嗎?北京市交通委給我的解釋是這樣的我，東京90%以上的人在坐軌道交通，他們只有不到6%的人在開車。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開車。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時候，六環以內，每個小時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1噸。北京人在5公里以內開車的有多少?將近一半。
在北京每天一天凌晨的時候都會出現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現，永遠比當天下午有機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兩倍。這到底是什么東西?我也想知道這個答案，我們就去了延慶。
(隨機抽查一輛車)
司機：這是國一之前的。
柴靜：那就是意味著沒有任何排放設施。
司機：沒有，基本沒有排放控制措施。
警察：綠標。
司機：國三。
柴靜：是哪兒發的?河北省環保廳。
司機：買的時候他說是國三的，咱又不懂，對不對，咱只是買車的。
李昆生(北京是環保局機動車排放管理處處長)：大面積造假，或者說說得更嚴重一點，全面造假，這是行業內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如果有三萬輛車進城，那就相當于幾百萬輛車在夜里還在跑。
沒有任何排放設施的時候，它的排放會是一個什么結果?只這一輛車，只一項顆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國IV車的五百倍。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機動車的70%，它的一次性顆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還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車的尾氣排放出來的顆粒物毒性遠比一般的大。如果要問責的話，首先應該問的是造假車企的負責人吧?
十幾年來，如果說這種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監管部門知道的話，為什么不去處理他們呢?我們不是有法律嗎?你這樣的產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從2004年到現在，這個法律在這類車輛上用過多少次呢?一次都沒有。
丁焰(環保部車輛污染研究處主任)：當然我們問過，你大氣法為什么要這么寫，為什么不直接寫我們。人家說了，就是因為當時定這條的時候，很多部門反對，不能你環保管。但最后這個法就過不去，過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個模糊的寫法，就是叫有執法權的去做。
丁焰：但是實際上還是沒管住啊，合格證全是真的，車型也全是真的，環保部門也發了那個綠標了，也是國四的。沒有一個部門去看那個車到底是什么，只有那個車是國一的。
尷尬的不光是環保部門，車企業也挺尷尬的，那個造假的老板后來就跟我說，如果環保部能夠去執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車輛的話，我保證第二天就生產真的。在延慶的時候，隨機抽查了這輛柴油車，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經是非常好的，全國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測出來之后，是歐盟和日本包括美國的二十五倍。
全世界的石油企業都會去盡量維護自己的行業利益，這是一個公司的天性，這無可厚非。我們很想知道其他國家到底是誰在制訂這個標準，這是我們目前為止調查到的結論—澳大利亞：環保部;韓國：環境部;日本：日本環境省;墨西哥：環境和自然資源部與能源部;加拿大：環境部;歐洲標準委員會。澳大利亞、韓國、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環境部在主導標準。即使是歐盟這樣的歐洲標準委員會來定的時候，它會有行業協會的聲音，但是也沒有出現過由石化行業來主導標準制定的情況。
那為什么在我國，國家車用燃油質量標準是由石化行業主導的呢?一個國家的選擇有它的歷史原因。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石油處于極度緊缺狀態，長安街上的公交車需要頭頂一個煤氣包行使，遠未到考慮燃油環保指標的時候，環保部門也未成立，所以標準的制定，是由當時石油部下屬的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負責。
在中國，除了我們的油品標準低之外，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在我出發之前遠遠沒有想到的問題，就是我們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現在有七個在中國。遠洋貨輪帶來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線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當于五十萬輛大卡車。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來自輪船的。
也許你既不生活在港口邊上，也不生活在河的邊上，也不生活在機場的邊上，但是你一定遇到過這些車。這些是工程的施工車輛，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們的時候，我以為前面失火了，繞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煙。我們跟環保部一起，環保部門的人就說“那這樣，我們去查一下，看看吧”。他們就現成買了一個柴油壺，然后就進了最近的一家民營加油站，我是最后一個下車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時候，我發現他的證已經被老板奪走了。
老板：大氣防治法?
柴靜：“環保部門有這義務權力”。
老板：你有義務，你有義務，沒這權力。
這老板說完這句話之后，我們每個人都默默無語，然后就拎著柴油壺就都散了。他說得太狠了，從煤到油一項一項下來，煤和油的消耗都這么大，我們的品質相對低劣，我們缺少清潔，我們還在排放的時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為什么，一直到這個老板，這句話我覺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種事物的本質。
一噸鋼，如果把它所有的環保成本省下來，不去裝的話，它能夠省一百塊錢，一噸煤能夠省一百五十六塊錢，一輛車如果不裝環保設施的話能夠大概省兩萬，油品少升級一次，能夠省五百個億。十年前，我問空氣中是什么味道，我沒有得到答案。現在我知道了，空氣中是錢的味道。
借鑒經驗，創造未來：英國美國是如何治理空氣污染的?
城市給了我們個人的自由，也給了這個國家三十年來的繁榮，未來還會有三四億人要進城，這個必然到來，不可避免。他們會給這個國家帶來不可思議的文明和財富，但是假如用投資拉動工業和拉動城市發展的模式不改變的話，結果會是什么?這意味著我們將在用光所有的資源之前，我們就用光所有的環境容量。
之前我很擔心，北京還在擴張，它的汽車的量還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嗎?但是這是洛杉磯，一個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環山，空氣擴散條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光化學污染煙霧事件。但是從1970年以來，洛杉磯的車輛還在上升，上升了這么多，三倍，但它們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們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磯在那里觀察。
洛杉磯這種攤大餅的城市規劃，被認為是典型的失敗案例，它的公交系統也遠沒有有效地建立起來，造成車輛毫無約束的發展。
一千七百多完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萬輛車。都快人手一輛了，整個加州，一天之內，8.5億的形成，所有的燃料加起來，都夠來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據加州空氣資源部的估計，南加州空氣中71%的致癌物質，都由柴油車產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車都被要求安裝DPF，這種顆粒過濾器，相當于給車戴上口罩，可以過濾掉99%的顆粒物。
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嚴格的新車機動車標準，環保部門有權力抽查任何新車，可從用戶手中直接抽查十二萬英里之內的在用車，一旦發現廠家違規，要從出廠當天開始，每一天罰兩萬五千美元。環保部門有權力要求車企，召回全部問題車輛。
中國是一個煤炭的消費量，占百份之七十的國家，在我們國家能源結構里面，我們怎么才能減掉煤呢?很多人都跟我講說，倫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們也得等這么久。但真的是這樣嗎?看看這兒，從他們開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們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這是一個極大的改善，我們來看看倫敦是怎么做的。
倫敦大煙霧事件發生的時候，英國的能源結構中，將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顆粒物的平均濃度，超過歐盟標準的十倍，他們控制污染的壓力，比我國當前更大，英國人在1956年通過了《清潔空氣法》。
John Murlis(英國倫敦前環保督察員)：每一個煤礦都在地上有洗煤的設施，在賣給用戶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凈，在開放式的壁爐里燃燒煤是違法的，這就是壁爐。(無煙區內)任何排放煤煙的設施，都是被嚴令禁止的。治污監察員可以檢查店鋪，檢查是否在售買違法的燃料。
政府出錢，承擔家庭壁爐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費用，但懲罰同樣嚴格，違反者可以處以一百英鎊罰款，甚至坐牢。
煙霧事件發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氣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個國家的能源結構中，從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業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礦和燃煤的工廠關停，又一個倫敦的地標消失了。這里曾經有上百萬人就業，現在你們(礦工)怎么掙錢生活呢?
Ed Davey(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一百多年前，我們英國有幾百萬礦工，現在只剩下幾萬人了，但我們的就業人數是歷史最高的。當一個產業正在被淘汰的時候，會有另外一個產業冉冉升起。
開放市場，才能有更清潔的天空
1960到1970，英國治污的前十年，經濟并沒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國進入油氣時代，他們的經濟總量翻了四倍。英國是用更清潔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氣，尤其是天然氣來替代了煤炭，他們才取得了藍天和白云。那時候人均GDP跟中國是一樣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補貼那些已經要被時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還有虧損的產業，你要給新興的產業，給它們公平競爭的機會。它們會帶給你驚喜。倫敦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要從煤炭時代進入油氣時代，我們才能夠得到更清潔的天空。
我們的天然氣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那我們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開采量只占探明量的1/9。有大量的資源，我們知道在哪兒，但卻沒有去開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生產國，美國來說，它們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氣石油公司，我們有幾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國有一百六十家天然氣管道公司，我們(主體管道)有幾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Edward Davey(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我認為只有開放市場，才能分享智慧，尋求創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東西。
重返蔚藍地圖，需要我們共同參與
做這次演講，我才第一次接觸到中國的能源問題。這兩年的腐敗圖，它是一個腐敗高發的區域，能源局前局長劉鐵男在接受庭審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要想遏制高發的腐敗，就要把本來應該屬于市場的權力，還給市場。2014年6月份的時候，我們中國的能源國家安全戰略，已經明確，能源是一種商品，我們要建構有效的市場結構和市場體系，而且要改變政府對于能源的監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個國家，建立和完善一個龐大的體系之前，我們究竟能夠做什么?
世界上再強大的政府，也沒有辦法獨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個，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我們的選擇，我們的意志。只有信息公開，才是一切公眾參與的基礎。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國的公益組織是具備司法訴訟主體資格的?一家都沒有，就是因為當時我們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有關組織才可以提起訴訟，至于誰是這個有關組織，沒人知道。但是1月1日開始，新環保法已經規定了，只要你從事環境公益活動五年以上，沒有違法記錄，你就可以承擔這個訴訟主體的資格，現在七百多家環保組織。
我們可以記住這幾個數字，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遠只是一個數字。霧霾天一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兒，或者未來在哪兒。
但是呢就在那個餐館老板，把那個油煙(回收裝置)裝好的那一會兒，我突然覺得我好像腳落實地，這種感覺很難說清楚。你明明知道說它對于改善大氣污染的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為一個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點點事情，可以讓事情本身變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夠踏實了。
所以回頭來看，人類與污染之間的戰爭，歷史就是這樣創造的，就是千千萬萬個普通人，有一天他們會說不，我不滿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來做一點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時，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成千上萬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應該屬于他們的，我們沒有權利只知消費不知可知，我們有責任向他們證明一個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時可以是潔凈和美好的。在霧霾嚴重的時候，我們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護好你自己，和你愛的人。
柴靜演講稿精選篇3:身邊的人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而離開北京。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個旅店里。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頭的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那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么。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采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一塊五毛錢的水，然后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然后這個人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有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后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梁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后，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份飯菜端到他的面前說，你是現在要發票呢?還是吃完之后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么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利所作的斗爭。這個人叫郝勁松，三十四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六十多歲的男人，說起來豐臺區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兒，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墻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然后他從褲兜里面掏出來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睛。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后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采訪中說到，說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期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說這個人就算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么，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也經歷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來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然后他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五百塊錢讓他回家。他說我給你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想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并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能夠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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