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第一資源。當今世界，人才競爭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自中央人才工作會議提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重要命題以來，引發學界的廣泛關注。年末之際，我們圍繞2023年度本刊視角梳理學界研究發現，這一年對這一重要命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匯聚一流人才、用好海歸人才、培養國際化人才三個方面。

匯聚一流人才

深入研究世界各國人才引進戰略及影響人才匯聚的關鍵因素，有助于準確把握國際人才競爭和流動態勢，不僅可以在人才競爭中占據主動，也將在未來發展中搶得先機。

2023年度，眾多學者圍繞他國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張恬奕等認為，典型國家或地區通過建立全球網絡開展人才引進政策宣傳的方式值得借鑒，我國可以聚焦重點前沿領域繪制人才地圖、建立人才智庫，掌握領域頂尖人才在全球的分布和流動狀況。陳志強對西方多國引才策略進行比較分析，提出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均在引才站位上突出戰略高度，在引才理念上突出全球視野，在引才政策上突出積極開放，在引才重心上突出面向未來。甘水玲認為，發達國家的移民制度在人才國際競爭中具有顯著優勢，近幾年更是呈現出引才領域和對象精準化、層次高端化和多元化、模式多樣化等特征。趙思晗則提出，國際頂級期刊和數據庫也是西方國家關注、跟蹤國際人才的重要路徑。

《2023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顯示，瑞士再次成為全球人才競爭力最強的國家，這受益于高水平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優質的自然環境。而新加坡則憑借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和創新型經濟排在第二位，第三、第四、第五位分別為美國、丹麥和荷蘭。《神州學人》本年度亦關注到丹麥在數字人才引留用方面的經驗做法，曲梅（數字人才“引留用”的丹麥經驗，神州學人，2023.04）提出，在數字化建設走在前列的國家中，北歐“小”國丹麥常常被人忽視，但丹麥卻在數字競爭力與人才競爭力方面長期處于領先地位。曲梅認為，在我國數字中國建設的布局下，可參考丹麥凸顯工作環境優勢、確定潛在人才庫、支持國際學生在丹就業等舉措吸引和留住數字人才的經驗。

在研究國際人才流動與匯聚的同時，學者們也自然將目光聚集于高校。段世飛等（一流大學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的實踐路徑，神州學人，2023.02）提出，世界一流大學在推動人才培養與人才集聚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通過面向全球招收優秀高中生培養大批優秀人才，另一方面，利用廣泛的知名度、充足的科研經費、優越的校園設施和良好的學術氛圍等因素吸引高水平人才。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李峰等，他們認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可通過“教育吸引”和“就業吸引”兩種路徑來促進人才在大學所在區域的集聚。

在本年度《神州學人》所關注的高校案例中，西安交通大學推動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融合發展，為現代大學與經濟社會統籌融合提供新模式，以此建強人才高地的實踐尤為突出。王樹國（營造良好創新生態建強高水平人才高地，神州學人，2023.04）指出，作為教育、科技、人才的關鍵交匯點，高校在新技術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建立新發展形態的當下，應自覺開辟新領域、新賽道，并在新的戰略機遇中，建強國家科教人才力量。

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是一項系統工程，外籍人才同樣是不可忽視的高層次人力資源，也是衡量國家或地區人才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經梳理發現，本年度對于外籍人才引進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國際局勢影響、引進機制及引進效益等方面。

2023年，存在于美國、歐洲、大洋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威脅論”等對華負面思潮和打壓中國的政策，對外籍人才來華工作交流造成一定壓力。來慧潔（新形勢下高校外籍教師對華認知：特征、影響因素及應對，神州學人，2023.07）在對S校外籍教師的調研訪談中發現，國際學者群體對華認知受到對華國際關系、國際人才治理水平和國際傳播三重因素的影響。她認為，要構建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的國際人才生態，及時掌握外籍教師對華認知情況尤為必要。李函穎等也提出，一國的國際形象等意識形態領域之爭會對他們的跨境流動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董斌表示，國際環境日趨復雜，西方國家加緊對人才流動的封鎖控制，增加了人才引育、交流和安全等工作的難度。

但也有學者（如方曉東）建議，我國應抓住機遇，在美國不斷加大對華人科學家、留學生審查力度的背景下，構建開放包容、唯才是用的國際人才引進機制，鼓勵不同職業生涯的國際人才來（返）華就業、交流、訪學，并適度允許外籍科研人員參與或主持國家、地方級科研項目。

此外，學者們普遍認為，探究外籍人才來華工作的主要動因，分析有利于外籍人才長效發展的支持機制，對于提升我國新時代引才工作的精準性和有效性、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具有重要意義。李函穎等發現，文化資本是外籍教師來華工作的最重要動因，所以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歷史及其治理理念的國際化極為重要。來慧潔表示，創造有利于外籍人才職業目標實現的職業發展機遇，提供支持外籍人才快速融入和專業發展的通道，可使外籍人才能夠長期為我國大學發展作出實質性貢獻。

面向形成與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相適應的外國人才制度體系，鈕欽（加快形成適應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外國人才制度體系，神州學人，2023.03）提出，應通過深化來華留學生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引進外國人才智力的制度創新、強化統籌形成外國人才制度合力等方法，建設更為法治化、國際化、社會化的外國人才制度體系，構建既有中國特色又有全球吸引力和競爭力的外國人才制度優勢。

本年度，《神州學人》也關注到相繼出臺的更具吸引力、更增便利度的外籍人才政策。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杭州自年初相繼啟動開展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認定標準試點工作，進一步擴展外國高端人才（A類）和外國專業人才（B類）的認定范圍；四川出臺20條措施提升外籍人才創新創業環境，等等。這些舉措不僅有力促進了區域國際化高素質人才的聚集，同時也表明，打造吸引國際化高素質人才新優勢正成為區域科創資源集聚、產業發展升級的內在需求。

用好海歸人才

隨著國際人才流動規模和復雜程度的日益提高，其流動規律與演化特征成為研究者的關注重點。陳凱華等提出，回流型是近百年時間內人才流動的主要類型，不同層次人才在不同學術年齡階段的流動趨勢不同，高層次人才的流動趨勢變化更為明顯，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傾向于選擇回歸母國，呈現回流型流動。他們認為，這一“人才回流”現象表明世界各國開放格局愈加擴大，為各國人才交流提供了愈加充分與寬松的整體環境，使不同國家人才流動愈發便捷。

“人才回流”的現象在我國也得到充分印證。近年來，受到新冠疫情和國際局勢變化影響，我國出國留學人數增長速度減緩，留學回國人員數量快速增長。據統計，2021年回國創新創業的留學人員首次超過100萬。鄭金連（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的幾點思考，神州學人，2023.05）認為，中國留學人員國際遷移正在形成“出國留學-回國發展”的流動態勢。

海歸人才是我國人才隊伍中一支強大的生力軍，也是衡量我國人才國際化水平的重要標志，其所具備的國際視野、完備的知識結構和獨特的創新思維，在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突出作用。

本年度，圍繞發揮海歸人才作用，《神州學人》策劃采寫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既有好的經驗做法，也有留學人員回國后的杰出貢獻與所思所感，文章視角與學界研究重點相輔相成。既如張福鎖（張福鎖：用“科技小院”書寫美麗鄉村“大文章”，賈文穎，2023.08）、王建國（王建國：讓城市望山見水，留住鄉愁，賈文穎，2023.08）、俞孔堅（俞孔堅：美麗世界的“魔法師”，季昕，2023.08）等老一輩海歸代表，又如張佩蘭（張佩蘭：抱大醫情懷護生命之重，惠娟，2023.12）、楊高文（他們的小草事業，賈文穎，2023.12）等中青年海歸人才，還有寇煦豐（寇煦豐：在對的賽道上奔跑，王煥現，2023.06）、操義平（操義平：回國發展前景更好，王煥現，2023.06）等新一代的青年海歸。他們服務于我國教育、科技、醫療等國家發展和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主動作為、勇挑重擔，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不僅是美麗中國、健康中國的建設者和傳播者，也是站在世界舞臺上最生動的中國形象代言人。

海歸人才作用與價值已成為社會共識。不少學者圍繞這一話題展開深入研究。蔡國材等基于中關村海淀園高新技術企業的全面調查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海歸人數對企業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均呈現正向促進作用，建議吸引海歸人才助力高新技術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楊溢則同樣看到了海歸人才在推動企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海外青年人才對于任何一家企業而言都是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是提升企業發展質量的核心要素。

當下，我們正處于變局與動能并行、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時代。面對新形勢、新環境，海歸人才正積極探求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曾訪學美國的潘春旭（共譜新時代科普工作新篇章，神州學人，2023.03）多年來積極參與并組織海歸青年為青少年開展各類科普教育活動，希望從小培養孩子們對科學的興趣，增強創造力，以科學普及助力科技創新。奮斗在國產大飛機事業一線的青年海歸人才李晨（一位海歸學人的科研思與行，神州學人，2023.04）記錄了他回國以來感受到的國家及單位對于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當主角的決心，而他也在這樣的政策支持下享受著科研的純粹樂趣，他希望以初心潛心科技創新，為讓大飛機翱翔藍天不斷勇毅前行。

除了海歸人才自身的努力，學者們也從多個角度探討如何為海歸人才回國發展提供更優質的土壤。

一些研究從政策環境角度，分析國內相關人才政策。這些研究大多基于地域屬性，梳理各地有關海歸人才政策的問題和不足，并提出相關建議。鄭金連梳理了粵港澳大灣區吸引留學人才的優勢和集聚留學人才的相關政策措施，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吸引留學人才面臨的挑戰，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應建立更加靈活的引才機制、更好承接“出國留學-回國發展”良性人才流動的相關建議。薛琪薪等梳理了2017年以來京津滬杭深廣等大城市的海外人才政策，從政策對象、獎勵性政策、保障性政策、發展性政策等方面做了對比研究。鐘延紅比較了江蘇省與海外人才流入量排名前三的北京市、上海市、廣東省的就業創業服務，認為江蘇省的海外人才就業創業服務依然存在政策集成度不高、服務機制不完善、市場化力量參與不足、服務精細化程度不夠等問題。

還有一些研究關注海歸自身發展，為更好地留住、培養海歸人才出謀劃策。畢記滿將海歸青年教師的職業獲得感視為影響他們長遠發展的重要因素，他在研究中發現，部分高校中海歸青年教師的職業獲得感較低，提出通過優化青年教師人才政策機制、完善高校內部管理制度體系、改變社會行業整體風氣氛圍、全面激發教師自我成長發展等手段，切實提高海歸青年教師的職業獲得感。朱雨欣等關注海外高層次人才歸國后復雜的學術文化適應與心理機制變化過程，他們發現，海外高層次人才歸國后出現的學術文化適應問題主要表現在文化認同、學術環境、人際交往等方面，可采取重構文化認同、凈化學術環境、協調人際關系等措施，使海外高層次人才盡快融入國內高校，實現環境與主體的良性互動。

培養國際化人才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部署賦予了教育，特別是人才培養新的戰略地位、歷史使命和發展格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疊加新冠疫情的諸多挑戰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國際交流與合作之可貴，國際化人才培養越來越成為時代之需。

國際化人才培養強調面向世界的國際化，在國際格局正持續演變的當下，如何擁抱變化，似乎是國際化人才培養首先需要回答的重要命題。本年度，多位學者在研究中均關注到這一問題。

何昌垂（加強國際勝任力培養應對全球治理變局，神州學人，2023.01）指出，縱觀當前，全球議題變化莫測且日趨復雜，不確定性增強，對參與全球治理的青年來說，所要求的專業接觸與知識結構也將隨之發生顯著變化。隨著全球議題的變化，方向性趨勢改變應成為制定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策略與儲備的重點考量。蔣文嘉等（世界一流大學國際化戰略對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的影響研究，神州學人，2023.07）認為，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應與國際組織發展議程相接軌，應全方位、多領域聚焦全球性議題與問題，參與制定行動方案與全球性倡議。吳易唯等（構建基于聯合國價值觀和行為框架的人才培養新模式，神州學人，2023.11）也表示，新時代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應當以聯合國“4+5”框架為依據，結合新時代社會發展變化，構建新的人才培養模式。

在大變革的時代，學者們認為保持自身清醒和定力同樣十分重要。孔凡立在探討綜合性大學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實踐經驗時表示，要堅持立德樹人、發揚民族精神，著力培養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對是非曲直的判斷能力，推進理想信念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提出要構建中國化的國際組織人才培養目標體系。來夢婕（高水平大學國際勝任力人才培養現狀及優化策略研究，神州學人，2023.03）梳理了C9高校的國際勝任力人才培養路徑，認為提升我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更需要熟悉國際組織、國際規則，具有家國情懷的人才，有效培育學生的家國情懷勢在必行。

與時俱進、獨立思考是本年度學者們在探討國際化人才培養時的主基調。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面向“一帶一路”建設的國際化人才培養成為學界熱議話題。眾多學者圍繞“一帶一路”建設所需國際化人才分析探討，不少高校總結了“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國際化人才培養的經驗與策略，分析不足及缺陷，提出對未來有益的國際化人才培養建議。

我們梳理發現，相關研究主要從兩個角度展開，一是基于學校類型，如職業院校、地方院校、綜合類院校等；二是基于人才專業類型，如國際工商管理人才、涉外法治人才、鐵路人才等。研究主要圍繞國際化課程設置、國際化師資建設以及人才能力培養等。

在國際化課程設置研究中，多數研究都結合學校的育人創新實踐，具有現實意義。如鄭亞莉等（創新高職院校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神州學人，2023.Z1）結合浙江金融職業學院的經驗，提出建立“專業+語言+國別”高職商貿類國際化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重構一二三課堂；常紅梅等結合北京聯合大學聯合其他院校的探索經驗，提出了“外語+”高職多語種人才培養模式。

在國際化師資建設研究中，進一步提高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水平成為學者們的共識。在創新實踐方面，學者們也給出不少建設性意見，如教師自身加強外語學習與應用，嘗試雙語教學；高校加強國際化建設，為教師提供國內進修和出國學習的機會；以行業需求為導向，提高教師技能實踐能力；引導教師更新教學理念，引進先進的教學模式等。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深化，國際化人才培養的服務邏輯更加清晰，內生動力更加強勁，基于此背景下的國際化人才培養研究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人才競爭愈發激烈。在本年度研究中，不乏學者對他國國際化人才培養經驗進行研究。段世飛分析了哈佛大學的國際化人才培養經驗，指出應將“全球理念”融入國際化人才培養的愿景中，促進“專業能力”與“全球素養”的統一，提高國際化人才培養的整體性與系統性。劉浩宇研究了日本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模式，指出日本將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戰略目標和高等教育國際化改革結合推進，使得日本在國際組織人才培養上卓有成效。

透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我國人才培養領域研究者和實踐者已深刻認識到全球教育開放格局的深刻變化，國際化人才培養，始終受到相關方面的高度關注，部分高校在“一帶一路”倡議等國際合作框架背景下開展的育人模式探索與實踐，也為國際化人才培養積累了寶貴經驗。

如上所述，匯聚一流人才、用好海歸人才、培養國際化人才，既要探索實行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也要搭建全球人才認可的干事創業平臺，還要注重人才發現和科學培養。只有具備適宜人才成長和發展的良好生態，方能匯聚人才凝聚合力，釋放人才的創新動能。如今的中國，正成為全球創新創業的沃土，不論是海歸人才還是本土人才，都肩負著新時代賦予的新使命。《神州學人》也將繼續關注“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這一重要命題，答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時代之問，探尋讓人才冒得出、回得來、留得住、干得好的關鍵。（文|本刊記者季昕賈文穎楊勻）

來源：《神州學人》（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