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讀書筆記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部影響深遠的學術史名著，在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全書分為十六個章節，將近三百年的學術變化，數以十計的學科概貌，上百種學術專著，幾百位儒士學者，縱橫論列，條分縷析。全書內容脈絡清晰，文筆雄渾流暢。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還提出并貫徹了“學術史”的四條規范，即：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敘某家學說，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要把各人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大概敘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這是繼其以前著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后，又提出的學術史的撰寫原則。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梁啟超生前未刊，其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四章，曾連載發表于1924年的《東方雜志》。主要版本有1929年的上海民智書局本，1932年的中華書局版《飲冰室合集》本，1936年的中華書局單行本。1985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朱維錚校注本，以《飲冰室合集》本為底本，進行校勘和注釋，與《清代學術概論》合編為《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全書主要內容大致分為三部分：政治與清代學術的關系;各家學術的主旨以及清代學術的成績。
首先第一部分，大致為書本內容的一至四章節，梁任公敘述了清代的學術源流及所受政治影響。梁任公認為：清代的學術思想源頭是漢學，和宋明的學術沒有多大關系，不是理學的延續，而是反動。在清初，中國的學術思想選擇了一個與宋明完全相反的道路，發展成為經學考據學。梁任公列舉了明末清初反理學的五個方面：一是王學自身，劉宗周一派的“證人”主義，以“慎獨”為入手反王學中的玄學;二是自然界，徐霞客、宋應星等對自然界的探索，表現出學者厭空喜踏實的精神;三是明末歐洲文化的傳入，經世致用之學盛行;四是藏書刻書風氣盛行，也是當時講學的反動;最后一點是不僅在儒學，佛學方面也出現了這樣的趨勢。
其次第二部分，為書中五至十二章內容，敘述了各家學術主旨及代表人物。在這一部分，梁任公以時代為經，以學派為緯，主要介紹了近三百年重要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學術思想，并以史料加以論證。介紹了如黃梨洲、孫夏峰、李二曲作為陽明學派的余波及其修正者之列，重點介紹了黃梨洲的學術思想以及在他的影響下浙東王學的源流發展。梁任公以黃梨洲為清代這棟學派的開創者，認為“中國有完善的學術史，自梨洲之著學案始”。將顧炎武歸為清代經學的開山祖師。顧炎武“一面指斥純主觀的王學不足為學問，一面指點出客觀方面許多學問的途徑來，于是學界空氣一變，二三百年間跟著他所帶的路走去”受他的影響，學者們排斥理氣性命之類的玄談，專從客觀方面進行研究，無論在治學方法還是門類上，清代學者皆未能出其范圍之外。除此之外，梁任公將王夫之、朱之瑜稱為兩畸儒，評價他們“在本地一點聲光也沒有，然而在幾百年后或在外國發生絕大影響”。在“清初史學之建設”一章當中，他種的敘述了萬斯同、全祖望的功績，他們務求精準的治史態度影響了前清一代的史學界。“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中，重點介紹了張楊園、陸桴亭、陸稼書、王白田等人的學術與生平，認為他們的學術雖然有部分可取之處，但此派的末流多為鄉愿，不認真讀書，僅在口頭上談格物理論窮理。梁任公認為顏習齋、李恕谷為實踐實用主義者，并以很大的篇幅頌揚了他們的學術思想，肯定他們“復古”、“現代”的精神。在書中，梁任公還認為“求中國歷算之獨立者，則自王寅旭、梅定九始”，將王寅旭、梅定九等人的歷算學研究看做科學的曙光。對于另外一些不列于上述各學派的學者，比如方以智、費燕峰、劉繼莊、潘用微、陳乾初、戴南山、呂晚村等十來位學者，則都收錄在“清初學海波瀾余錄”中進行介紹，梁任公認為“因此益可見清初學術方面之多波瀾壯闊”
最后第三部分，為十三至十六章，梁任公敘述了對于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成績。在這一部分中，梁任公分門別類的擇要評述清代學者的貢獻，所分門類有經學、小學、音韻學、校注古籍、辨偽古籍、輯佚古籍、史學、方志地理及譜牒、歷算及其它科學。不僅總結了成績，還總結了治學的方法。
梁任公原來便不能算做一個單純的文人學者，他還擔負著一個政治家的任務與志氣，因此在這三百年的學術史里，他對于具有事功之心，能切身實干的人是極推崇的，如顧亭林，黃梨洲，孫夏峰，朱舜水，王畺齋，顏習齋，李剛主等人，下筆慷慨激昂，大有其政論文的氣魄。任公之所推重者，一在于人格的峻潔，二在于學術的價值高低，三百年的學術史就如此展開。漢末陳蕃“言為士則，行為世范”，以上諸公也可以做如此語。后人睹其面目形狀，行為處事，不能不心生向往，骎骎然向風而拜，以此反觀當下學界的紛紛擾擾，以及政在學先的種種怪現狀，倒能獲一種平常心。此外，任公對于人品低下，但學術上確有可取者也不憑個人好惡擯棄之，如錢謙益，毛西河。三百年的學術史，便只記下了這數十個人物，其間風云變幻，何種學術能處變不驚，何種學問又是在嘩眾取寵，都一覽無余。以《古文尚書》為證，從黃梨洲，閻百詩，到程綿莊，段茂堂，已經是一百多年過去，人壽幾何能看清所有真相?又上溯到東晉《古文尚書》初出時候，已是一千多年，雖彭祖亦且不能全觀面貌，遑論其余。所以知天下悠悠，學術為大。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人亦如是。處于世間之上，只能盡力而為，是非對錯不由人定，又必由人定。
梁啟超在本書中對于各家學派的評價都基本做到客觀公正，不因自身的好惡而隨意褒貶。以“時代思潮”來論述，并撰寫“反動與先驅”、“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等概論性的章節，使讀者對于清代的學術有了一個貫通、全面的認識。理清各派的關系。對于多學科的論述，也反應出作者恢弘的治學特點，為后人研究學術提供了典范。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讀書筆記篇二中國學術史興起于明清之際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此后，點評中國歷代學術的著作層出不窮，且愈而詳盡。這一系列以學案出現的學術史大致將上至秦漢，下至清中葉的中國傳統學術加以分析。直至近代，1840年以后，西學東漸，中國學術界思想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學者們試圖以新的思維來審視國學，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便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記載的時間為1623―1923年，在內容方面，作者認為此書的范圍與其《清代學術概論》差不多，但材料和組織有些不同。梁啟超指出，這三百年的學術主潮和趨勢有兩個方面：一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二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第一個潮流所影響的范圍大多停留在學術上，未對現實產生極大的影響，第二個潮流則是起伏不定，始終未占主流。
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結構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結構因該是先總領全文，對清代學術的大致走向做一總體介紹，隨后又分人物、派別，分別對清代的學者及其學派做進一步的介紹，最后對整理舊學的成績做了總結。第一部分應是第一節到第四節。總論了清以前宋、元、明三朝的學術，而后，又對清代初期、中期和晚期的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分別予以說明。使人們對清代學術的發展及其走向有一個大概的脈絡和印象。第二部分是第五節到第十二節，對一個時代的學術分門歸類，以每一學派的領袖人物總起，傳其生平，突出其個人的學術成就，再傳其傳人，以揭示其學術流傳變遷。第三部分是第十三節到第十六節，這一部分是總結性質的，對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總成績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體裁
該書體裁已然顛覆了傳統的學案體裁。中國學術史沿用三百年的學案體以學術流派為分割對象，這樣以人系學，以學系統，揭示出學派的本末原委。
這種學術史的撰述方式寓學于人，既突出其個性有突出其共性，是一個優良的傳統。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將學術的劃分標準定于學術方向而并非學術流派。梁書則僅僅以“清代經學建設”為題，總起該篇，篇中雖提及經學流派演變卻更注重流派間的聯系。
梁啟超雖然總體上是以學術方向作為分類標準，然又不拘泥于這一劃分標準。他根據清代學術發展的特點在篇章上靈活變通，以免削足適履。如理學本為經學發展而來，但書中關于清初的“陽明學派的余波”和清中葉的“程朱學派”均自立篇章以著重論述;王夫之，朱舜水經史皆通而行跡相仿，《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二人單獨立篇以反映明清易代這一特定環境下人物的學術發展。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梁啟超這種因宜置篇的處理方式如不建立在對清代學術整體理解的基礎上是很難做到的。
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特點
真正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學術史》中所體現出來的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中國傳統學術史均以王朝為斷限，如《宋元學案》，《兩漢三國學案》等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述的為滿清一代學術，卻沒有用《清代學術史》一名而采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題，這恰恰體現了梁啟超的卓識。梁啟超自稱：“晚明的二十多年，已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多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做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恰當。”這種貫通的學術史思想符合清代學術的發展歷程。于是合書第一篇直接對明代思潮進行了鞭辟入里的探討，并冠之以“反動與先驅”作篇名來昭示一個新的學術時代的到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另一個特色是在具體論述清代各門學術前先以三篇的篇幅來對有清一代的學術進行高屋建瓴的概述，并且將學術變遷和政治的影響聯系起來。
而單就《學術史》中對學術所表現出來的見解而言，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認識更為人所敬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所謂的學術遠遠超出了中國傳統學術經、史、子、集的范疇。整部著作的一個著重點就是近代科學，這一點在全書若干篇章均有體現。它涉及到山川、地理、天文、歷法、農業、工業、數學等等，而這些多是傳統學術所缺失的;同時，作者的開放包容思想也值得一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西學東漸這一學術交流充滿敬意，對李善蘭、郭嵩燾、華衡芳等等這些引進西學的學者很是推重。甚至將“明清之際耶穌會教在中國者及其著述”列于書中。這些都是發前人所未曾發的。
四、總結
但作為一個在當時那樣時代下的人物，梁啟超的個人局限和時代印跡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表現出來。曾國藩為清末理學復興大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無片言涉及;康有為借今古文之爭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為革新先驅，梁氏作為當事人對這些避而不談而只論及康的變法，這是不應該的;清末甲骨學，敦煌學興起，王國維，羅振玉主其事，是為學術界盛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均未涉及，這些不能不算是一大遺憾。后世史學家對梁氏大多認為“學識淵博，淺嘗多變”。也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所體現出來的這些不足就是這一些吧。
梁氏先前并有《清代學術概論》一書問世，它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互為經緯，可以兼為參照。稍晚錢穆亦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至為詳博，也可參閱。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讀書筆記篇三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更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最早把西方史學與中國傳統學術結合起來的學者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重要的著作有《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梁啟超先生在各大學任教期間關于明朝末年至中華民國初年(1623～1923)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史演講的講義。后來被整理成書，1926年由上海民志書店正式出版。這本書介紹了清代學術理路與乾嘉漢學的具體成就，偏重于具體問題，詳細論述了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清初各學派的建設和主要學者及其成就、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總成績三個大問題。
這本書的1-12章部分主要講述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的流派和風氣的轉變，利用詳細的材料，揭示出明末清初學者們的治學精神，實在已開乾嘉考據之風氣。13-16章部分則是“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包括經學、小學及音韻學、校注古籍、辨偽書、輯佚書、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及譜牒學、歷算學及其他科學和樂曲學。
梁啟超講義的語言平和親切，他的博識和敏捷思維以及引用的典故都讓原本枯燥的歷史活躍起來了。梁啟超指出清代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只可惜當時它的效用并沒能盡量發揮;另外，其中還有一個支流，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他以現代的理念研究傳統學術史，總結近三百年來的學術成果、學術體系形成的過程和各個名學者的成就，凝聚著他對時代精神的把握，對現實世界的體驗反思，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思索。這不僅表現在他以清學為宋明理學的全面反動為理論基礎來疏理清代學術史，還表現在他對西學傳入和傳統國學未曾討論過的自然科學的關注。
梁啟超曾說過：“學問之最大障礙物，莫過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對象，照例是不許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沒有?耶穌基督到底是不是人?這些問題，____徒敢出諸口嗎?何止不敢出諸口，連動一動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學問的都如此，那么，更無所謂問題，更無所謂研究，還有什么新學問發生呢?新學問發生之第一步，是要將信仰的對象一變為研究的對象，則因問題引起問題，自然有無限的生發。中國人向來對于幾部經書，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狀態之下。自(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出來，才知道這幾件‘傳家寶’里頭，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開，便相引于無窮。”這一番話更反映了他所提出的學術主潮和支流，要做學問就要敢于就別人所不敢的、人們默認的方面提出問題引起問題。敢于突破、打破潛規才會達到高峰，有所成就而不是停留在某一個既定的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