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以個人化記憶的方式敘述了天堂縣 官逼民反 的蒜薹事件,呈現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的另一種現實。這是建立在個人記憶基礎之上的對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和農民生存現狀的個人化書寫,它顛覆了我們對于80年代中國農村的符號化記憶。學習啦小編為大家帶來了天堂蒜薹之歌讀后感，歡迎大家參閱。

　　天堂蒜薹之歌讀后感篇一

　　首先值得贊揚和肯定的是這部小說是一部直視社會丑惡現象，揭露政府官員丑惡嘴臉的現實主義力作!

　　小說有兩條主線。一條是 以有思想覺悟的農民對政府的無作為，橫征暴斂而發生的打砸搶鄉鎮府的“天堂蒜薹事件”為主線，反映了當時(80年代后期)天堂縣政府碌碌無為，貪污腐敗嚴重的官僚主義和盲目無計劃的形式主義作風，揭露了一些所謂的行政部門巧立名目橫征暴斂的不切合實際的虛夸丑惡嘴臉，鞭撻了當時的執法部門的徇私枉法，毫無民主可言的粗暴執法的惡掠行徑。另一條主線是以主人公高馬與金菊為追求自由的戀愛而付出的孜孜不懈，乃至付出生命的代價為主線，反映了當時廣大的農村當中存在的封建主義殘余，思想意識的貧窮落后，生活條件的艱苦卓絕，社會形態的畸形扭曲。小說反映的事件是真實的，矛盾是尖銳的，從而表現的作者是洞悉一切的，也是勇敢的。

　　我覺得小說的每一章的標題都是具有諷刺意味的 ，是主人公的也是作者的理想意識。正所謂理想也許是永遠不可能達到的，不可能實現也就注定了小說的主人公的悲劇的下場。誠然小說是一出悲劇，就連犯了錯誤的官員的工作的調動(從犯錯誤的地方平調到另一個地方，難道這就是對人民的交代?)對人民來說也是一個悲劇!在這里作者在吶喊，在為農民吶喊，雖然小說的文字是波瀾不驚的，但在平靜的敘述下面蘊藏的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這里作者在鞭策，在為當權者鞭策，不為人民謀幸福的政黨是立不住的!我想敢發出這種聲音的作家一定是一個有擔當有膽識有社會責任感的好作家，從而又不僅僅是一個作家那么簡單!

　　小說的思想是富有激情的，反應的社會問題是非常深刻的，揭露的社會現象是發人深省的。就是擱在現在也不失是一部很好的諷刺和鞭策某些當權者最現實的教材。也許這就是現實主義文學的魅力所在，永遠都會發光發熱，發揮本身的作用!

　　最后還要說說作者高超的駕馭文章的能力。小說的每章節的開頭都以一個雙眼失明的老說書藝人的說唱點出文章的主題，這是點睛之筆。而整個故事又是在時間與空間的相互交叉更替之中進行的，這就需要作者有強大的構思理念，清晰地敘事思路，顯然作者很好的做到了。

　　之所以讀莫先生的小說，就是基于先生語言的直率，理念的大膽，思想的現實，構思的巧妙。讀來真是一種享受!

　　天堂蒜薹之歌讀后感篇二

　　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與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有異曲同工之妙。實際上都是講的一樁一千個字可以說清楚的民間的“非常”之事，可卻都被硬生生地寫成了一部長篇。劉先生特點是不厭其煩地“繞”，莫先生是天馬行空般多角度多層次肆意揮灑。可這是有絕大的好處的，本來這種“趣事”不過是官僚有錢人甚至中產階級們飯后的談資罷了，博大伙開心一笑，事情也就過去了。可寫成長篇份量就不一樣了，千字文好比是長焦距的遠景，洋洋數十萬字的長篇就是近景特寫定格了;千字文中只能有個故事梗概，再悲慘的事件也成了干巴巴幾個文字;近景特寫可全是血淋淋的控訴，用聲、色、泥土、眼淚和黑血將整個痛苦的過程定格在讀者面前，或許看了以后大家就再也輕松不起來。左拉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我控訴》，控訴的是法國參謀系統的偏見和對所謂“榮譽”盲目的維護，以致于不惜以一些“小人物”的政治、事業和肉體生命為代價。當然扯上左拉的文章是有些遠了，但“我控訴”這個說法實在是頗適合于莫言先生的這部著作的，實際上它就是某種程度上的控訴狀。莫言先生在《新版后記》中介紹了此小說的寫作動機：十九年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極具爆炸性的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創作著的家族小說，用了三十五天的時間，寫出了這部義憤填膺的長篇小說。

　　小說中的主要事件是：數千農民因為切身利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自發地聚焦起來，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了震驚全國的“蒜薹事件”。小說的次要事件是：高馬和金菊這兩位年青人對“三家換親”的這種包辦婚姻做法的反抗。作者用藝術的手法將這兩個事件有機地揉合在一起，進一步渲染了事件的悲劇色彩。前一個事件是農民與政府的對抗，顯然屬于弱者與強者之間的對抗，結果“當然”是血淋淋的。后一個事件其實是弱者與弱者之間的對話，但要知道在愚昧的社會里，弱者對弱者的摧殘在許多時候是更無情、更具破壞力的。小說的主人公高馬、金菊、四叔和四嬸無一例外地成了這兩個事件中的犧牲品。聯系這兩個事件的是“蒜薹”，它本來是農民的希望，是高馬和金菊未來希望的寄托，是四叔四嬸擺脫窮日子的希望，是高羊吃飽肚子養育孩子的希望。可這些希望沒有能實現，在賣蒜薹的路上四叔被政府的汽車撞死了，但這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最讓人痛心的是由于一些人為的因素導致老百姓的蒜薹賣不出去。勞累、饑餓、焦慮、煎熬、緊張、苦悶、痛苦、憤怒和仇恨的情緒在農民們心中集聚，最終演變成了“蒜薹事件”，悲劇不可避免!

　　在一個號稱是為人民服務的體制內，這樣的事件是很發人深省的;當然政府的態度無疑是明確的：一系列處理意見和一系列的政府公告，似乎是要還民眾一個公道。可逝者已矣，而那些在事件中應該承擔責任的政府官員，在暫時被免職后不久又在異地官復原職了。這就像這些冠冕堂皇的政府公告一樣，首先是讓普通民眾不明白它們到底說了些什么人話;等明白過來了發現其實它們什么也沒有說，就像責任人的免職一樣只是做個樣子而已。一條生命就只有三千多元的賠償，這是鄉政府開出的價格;而那些卷入到“事件”中去的無辜之輩卻一個也跑不掉，通通要捉拿歸案。“政府”的人為了圖吃飯的方便，把幾個嫌疑犯銬在了樹上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幕，平淡自然中讓讀者聞到“野蠻”的味道。“野蠻”是這部小說的特色，高羊的兩次喝尿無疑為我們這個年代貼上了標簽：這不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是的，這還不是一個文明的社會，這是這個社會最可怕的地方;一百多年以前左拉在法國所擁有的那種權利和民眾的自覺關注，是當今我們這個社會所缺乏的。蠻荒之地以及民眾的漠視和麻木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特色。這樣的基本特色自然會產生弱者對弱者的絞殺，沒有憐憫，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當金菊的二哥揍高馬時，與揍一條落水狗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之間有仇?有深仇大恨?關系到生存的問題?是的，由于高馬的攪和，加重了二哥的負擔;雖然實際上換親的并不是他，但如果大哥沒有結婚，那他的翻身之日又要等到何時?這就是作者要表達的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落后、愚昧和野蠻共存。

　　是誰幫助中國社會完成了這樣的蛻變，當然是那過去幾十年的歷史。用三個字可以概括那段歷史：“餓”和“斗爭”。餓是最令人記憶深刻的一劑猛藥，它能讓人忘記親情、放下尊嚴回到蠻荒年代。我們之所以現在這付奴才相與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饑餓有很大關系，在饑餓面前還侈談什么民主自由權利，活下去變成了最重要的事;至少現在還活的很好，所以就應該感到滿足!“斗爭”，使人們突破了一切心理底線，為個人的任何形式的爭權奪利找到了幌子。我們既然可以在任何情況下以階級斗爭的名義置人于死地，當然我們也可以將任何斗爭冠以階級斗爭的美名;習慣了以后，名義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斗爭。現在這個社會中，“斗爭”少了，民眾自然應該感激不盡，哪還有閑心它顧呢?作者在最后說：在新的世紀里，但愿再也沒有這樣的事件刺激著他寫出這樣的小說。我以為作者有些過分樂觀了，沒有這類事件的積累，要希望社會的進步恐怕是會失望的。

　　天堂蒜薹之歌讀后感篇三

　　莫言是作家管謨業的筆名，平淡且不被大眾熟識。其實，莫言寫作風格大膽狂放，且很敢言很會言!他與中國99%的作家唱贊歌完全不同，今日終引發世界關注!

　　莫言這個老扁頭，前兩年還來過我們楚雄呢，逛彝人古鎮、太陽歷公園，不茍言笑，也沒有什么架子，對民間的東西特感興趣。記得我們楚雄詩人吳玉華曾作陪，并在博客里留下了一組照片。1988年，我在第1期《十月》雜志上讀到了莫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可用“振聾發聵”來形容我當時的讀后感。別看這部小說標題有“天堂”、“之歌”這樣的頌詞，其實都是作家的反意。如果單從政治角度來講，這是一部控訴政府、控訴政黨的現實主義小說，有些陰險，有些反動，有些惡毒，一般人不敢寫，編輯也不敢發，一些老同志可能不喜歡。因為小說中從警察到書記、的所有國家干部，這些應該正面突出的形象，都被作者以一種反諷的手法來調侃。而對那些所謂的“刁民”，作家卻賦予了某種正義和智慧，并把他們表現到極致。莫言這種充滿正義的反諷令我十分興奮，讓我看到了作家的膽識、機智和文學的力量。我反復閱讀《天堂蒜薹之歌》，津津樂道把精彩的情節講給文友和我周圍的同事聽，但他們的感受與我完全不同，而是表露出惶恐、害怕，不愿談及我感興趣的這些東西。在與《金沙江文藝》主編芮增瑞老師談起這篇小說時，我講了很多感受，而他一言未發，并流露出對我創作傾向的擔憂，這也是他后來不看好我的原因之一，這是我當年讀莫言作品感到孤寂的原因。普顯宏的BLOG

　　《天堂蒜薹之歌》是長篇小說，每一章的開頭，都以瞎子張扣歌謠點睛，很有特色，我把他附在后面，讀一讀這些歌謠，你也可以大致看出點故事進展和眉目。但我第一遍讀《天堂蒜薹之歌》時感覺是真實的報告文學，就去查山東到底有沒有天堂縣和蒼天市，一查果然有。這篇有點像報告文學的作品，比當今的雜文還雜文，比小說還小說，寫得恣意縱橫，很是解氣。小說里官民對立的現實，如今已成一種中國的社會狀態。但莫言醉心于原始、丑陋的描寫，我也并不贊同。如吃虱子、吃尿浸饅頭，把屎寫成黃生生的，感觀性狀極好;把撒尿的聲音寫成美妙的音樂，淌開來的尿跡是絕美的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