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國富論》這本書，只看了第一章的論分工，身受震撼。相恨見晚。200多年前就有這思想，使我對西方國家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其思想是值得我們學習。影響人類文化100本之一果然名不虛傳。原先我們此刻所學的很多資料幾百年前西方就有了。以前看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價值勞動市場的一些概念，對馬克思真是佩服。呵呵。原先很多的思想在《國富論》里就已經提出來了。我想馬克思是吸收了亞當-斯密的思想。

17世紀正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也是亞當-斯密寫這本書的時候。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束了人類長期以來傳統農業社會，步入了現代社會。其之前普遍是靠人的雙手及簡單的工具勞作，生產力十分極其低下。整個社會發展及生活節奏十分緩慢，而人的思想相對也是呆滯不前。

第一次工業革命典型的代表就是蒸汽機，才有比較現代的工具。如火車，輪船，蒸汽抽水

機等大幅度提高生產率。大批的工廠開始出現。至此世界的發展節奏明顯加快，大踏步的發展。而人的思想也大踏步的提高，也才有牛頓等那個年代的很多偉大人物。

亞當-斯密提出的影響深遠的思想就在這大背景下產生了，他的觀點跟第一次工業革命有相當大的影響。所謂生為逢時。

自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其當時的思想水平及生產率遠遠高于其他各國。綜合國力無人能敵。也難怪稱日不落帝國。單純的說英國的財富完全建立在掠奪殖民地人民血汗的基礎之上，那是片面的。

那時候我們的中國呢正是清朝，談不上發明。滿族是在草原靠騎射的一個民族，相對的起知識很原始。偶想那時候他們覺的馬是最好的交通運輸工具了，有馬就夠用了。雖然發明了火藥也有火炮，這只單單在軍事上單純占有一些優勢，可是社會的提高需要更多的是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

技術能夠提高生產力，思想也能夠提高生產力。很有可能其影響力遠遠勝過技術，思想和技術應當是相互的，思想的提高都能夠推動技術，反過來技術的發展也能夠推動思想的提高。比如分工的概念，亞當舉了一個很好的以扣針制造業例子。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人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要做圓頭，就需要有二三種不一樣的操作。裝圓頭，涂白色，乃至包裝，都是專門的職業。

這樣，扣針的制造分為十八種操作。做出來的數量遠遠高于每個人單獨做完全部工序的多的多。

亞當-斯密在1773年也就是236年前系統提出了分工這個概念。其實分工這個概念在亞當-斯密提出之前就已經無意識存在。只是沒有系統的科學提出分工的概念。此刻在社會的各個組織普遍存在。能夠這么說，分工改變了世界。

分工有很多優點:

第一，勞動者熟練程度的增進，勢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提高生產綠。

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常要損失一些時間，因節省這種時間而得到的利益，比我們驟看到時所想象的大得多。這能夠使管理方面壓力大大減小，

第三，更容易發明新的機器。分工后會研究用利用適當的機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簡化工作中某個環節的勞動和減少人的因素。亞當看來機械的發明，也可能起因于分工，

分工能夠大幅度提高生產力，以及產生新的思想。以至此刻的政府機構、科研機構、企業團體、軍隊系統、教育機構都有各組織的分工。將來分工還要占有重要的統治地位。有了提高的思想再加上先進的技術，社會提高與發展水到渠成。一個國家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思想與科學技術，思想更重要。

國富論的感悟篇2

《國富論》中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動教育的發展。亞當·斯密指出，在自由國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輿論，而這與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公眾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斷的能力。

從《國富論》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經兩百多年了，然而，《國富論》中許多觀點對于今天的社會經濟活動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承認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人是利己的”這一人性假設被認定為是研究、從事經濟學的第一塊基石。書中指出，計劃經濟對人性的假設不符合真實的人性，而在這個錯誤的人性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和實踐也必然是錯誤的。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本來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買東西的人都希望買盡量便宜和好的東西，而賣東西的人都希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一樣自然。只有承認這個不變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確的角度上研究經濟學。

其次，亞當·斯密主張分工，提倡分工的好處。這在當今社會也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分工促使專業化，分工讓每個人更有效率的生產，然而我認為，在現實生活中，社會資源不會像書中前提假設的那樣可以完全自由流動，即使可以，自由流動達到的社會生產狀態也未必是人們最期望的，因為人們存在自身的偏好。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是一國之內地區與地區之間，或是一個地區內企業與企業之間，政府或生產商出于某種長遠的考慮或額外的目的會暫時采取一些違反經濟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貿易保護以扶植特殊產業等。分工對于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來說或許是合意的，但如果人為的將利益區域化，分工、自由貿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亞當·斯密對于政府所論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數人所認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適時監管。市場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時，斯密在書中將經濟活動的前提過于理想化與簡單化，而這些假設在現實社會中并不存在，或者說很難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論也有待完善與修改。

總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即使在今天，大到國家、小到個人都對我們從事經濟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迄今為止，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都是建立在《國富論》的基礎之上的。

國富論的感悟篇3

《國富論》被譽為西方經濟學的“圣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十大著作之一，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經典譯作，是經濟學的必學篇目，也是會計領軍班推薦的研修文獻。這本書早買來擺在我書柜很久了，一直沒完整仔細地讀完。近日得空仔細捧讀了此著作，自覺收益匪淺。

《國富論》全稱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于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國富論》，用了近十年時間創作的經濟學著作，首次出版于1776年，該書的出版標志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全書共分五篇，總計32個章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同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后，歐洲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后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全書基本涵蓋了古典經濟學派所討論的所有問題，并對各個問題進行了最基本的理論闡述，對后世經濟學家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于經濟學的目標。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明確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即政治經濟學到底是干什么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目標是“富國”和“裕民”。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沒有民眾的富裕，“國富”就成了無源之水。而無論是富國還是裕民，皆有賴于國民財富的增加，即首先是把蛋糕做大。要想實現國民財富的增加，就必須解決如下互有聯系的兩個問題，即什么是國民財富以及如何才能增加國民財富。前者涉及的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問題，后者涉及的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原因。

國富論的感悟篇4

斯密《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他采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由于《國富論》蘊涵了諸多的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經濟學原理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政策實施意義，本文僅對自身感興趣或自認為有特別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部分理論進行表述和評點。為避免打破原書的邏輯思維結構和思想脈絡，本文以《國富論》(謝祖鈞、孟晉、盛之譯，國富論----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節目錄為序作以擇要。

(1)斯密認為，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須隨每一個國家的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長。而沒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長。而收入和資本的增長就是國家財富的增長。沒有國家財富的增長，也就不可能有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在那個以農業為主導的時代，資本的增加引起社會資本總量的增加這一過程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勞動生產率得以不斷提高，使得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總量在整體上大為增加。然而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這種國家財富增長所引起的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甚至還有減小的趨勢。同時，在我國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在國民經濟持續高漲的同時(這里僅從數字可以說明，至于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和可靠度則另當別論，但還是能夠得出經濟快速發展的結論的，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盡管有勞動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國內的就業形勢卻日益嚴峻，失業人數逐年增加。當然，這其中有人口的增長快于經濟的增量、勞動力素質與就業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說明斯密的這一理論沒有考慮到諸多的外生變量，需作進一步的改進，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說服力。

(2)斯密認為，資本在農村的利率總要比城市的高，這是由于農村金融市場規模不經濟、借貸成本高、資金市場供不應求等因素引起的。資本在農業方面雖然對社會貢獻最大(現在已不能絕對地說是最大，用比較大的說法也許更合適)，但利潤比較小，因此對農業方面的資金投入總是不能得到滿足。因此，也就出現了農村發展的兩難:問題：一方面是農村建設的資金需求缺口趨于擴大，一方面卻是各種金融機構不愿意在農村從事放貸業務。以斯密的思維，可以通過放寬農村金融市場的利率限制來發展農村業務，通過圍繞時常利率進行自由浮動的適度高利率來彌補各種借貸成本，最后通過競爭者對市場的爭奪逐漸回歸到利率的正常水平，這不失為當前解決建設新農村資金籌集困難的有效途徑，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適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會因為高的利率帶來新的高風險，就適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過引導和規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締各種非正規民間金融、加大政府財政支農力度等措施來解決農村市場的金融抑制。

國富論的感悟篇5

英國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后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讀書筆記)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

國富論的感悟篇6

每個國家成員的勞動都是為本國國民供給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這部分產品換取外國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響一國成員數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說勞動供給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數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說有兩個：一個是勞動者勞動技能的熟練，也就是此刻所說的生產力，一個就是從事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的比例。相對這兩點，第一點的影響更大，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有很多禮貌未開化的種族中，人民有時候必須拋棄或者殺死其中的老弱病殘，以保證種族的延續；在許多禮貌開化的社會中，總是有許多從事無用的勞動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員和軍隊！

勞動分工使得同樣數量的人，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因于三種情景：第一，每一個工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第二，節儉了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第三，發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為在人類族群內部是禁止偷盜和搶劫，所以某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物品僅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我勞動獲得，一種經過交換獲得。在族群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發現自我專心制作弓矢比自我去打獵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發現自我專心造房比種田更有利，于是他們就是專心從事某種勞動了，分工就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本事即市場范圍的制約。因為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我消費不完的剩余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最先開化的種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為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相對來說，水運對于陸運有天然的優勢：第一，水運風險較低，陸運要經過野蠻民族的領地，危險較大；第二，成本相對較低，經過水運需要的人數和交通工具較少。所以由于水運的好處巨大，工藝和產生的改良出此刻水運便利的地方就理所當然，這樣改良要很久才會傳到內陸地區。

當勞動分工完全確立后，一個人自我的勞動只需要很小部分就能夠滿足自我的需求。他必須拿著自我用不完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人的勞動產品。在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能夠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主角，可是最終都被金屬所代替。這是因為金屬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于該商品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可是商品的價值通常并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經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必須數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必須數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說貨幣更容易體現。一個世紀來說谷物更容易體現。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于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必須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會要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我(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并且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并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一樣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于工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樣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一種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產，制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是按自然價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是商品通常賣出的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于自然價格，有時低于市場價格。市場上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稱為有效需求者，他們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為這種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實現。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夠滿足這種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種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們所需求的數量，他們當中有些人，寧愿支付高價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競爭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間發現，市場價格高于自然價格，價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貨品的缺乏程度和競爭者富有程度和浪費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場上的供售量超過了這種有效需求，這種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須賣給出價較低的人，市場價格于是低于自然價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賣方怎樣急于要把商品賣出，易腐敗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賣方之間競爭更大。市場價格雖然能長期高于自然價格，可是卻不能長期低于自然價格。如果市場價格低于自然價格，必然是工資，利潤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到達自然率。這樣這三方肯定抽掉

一部分，使商品數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價格靠近。自然競爭的市場價格一般都是賣方能承受的最低價格，壟斷的市場價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價格。

關于勞動工資和利潤，如果一個人經過勞動不能獲取養活自我，那他必須經過坑蒙拐騙來獲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要讓勞動者能養活全家人。最高工資不是出現最富裕的社會，而是出此刻最快富裕的社會，也就財富增加最快的社會。在不斷提高的社會資本具有較低的利潤，勞動者具有較高的工資；在財富停滯的社會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較低的工資；在即將衰退的社會，資本具有最高的利潤，最低的工資。

國富論的感悟篇7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國富論的感悟篇8

斯密《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一樣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他采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構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由于《國富論》蘊涵了諸多的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經濟學原理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政策實施意義，本文僅對自身感興趣或自認為有異常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部分理論進行表述和評點。為避免打破原書的邏輯思維結構和思想脈絡，本文以《國富論》(謝祖鈞、孟晉、盛之譯，國富論----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節目錄為序作以擇要。

(1)斯密認為，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須隨每一個國家的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長。而沒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長。而收入和資本的增長就是國家財富的增長。沒有國家財富的增長，也就不可能有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在那個以農業為主導的時代，資本的增加引起社會資本總量的增加這一過程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勞動生產率得以不斷提高，使得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總量在整體上大為增加。然而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這種國家財富增長所引起的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甚至還有減小的趨勢。同時，在我國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在國民經濟持續高漲的同時(那里僅從數字能夠說明，至于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和可靠度則另當別論，但還是能夠得出經濟快速發展的結論的，只可是是程度不一樣而已)，盡管有勞動力需求的很多增加，但國內的就業形勢卻日益嚴峻，失業人數逐年增加。當然，這其中有人口的增長快于經濟的增量、勞動力素質與就業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說明斯密的這一理論沒有研究到諸多的外生變量，需作進一步的改善，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說服力。

(2)斯密認為，資本在農村的利率總要比城市的高，這是由于農村金融市場規模不經濟、借貸成本高、資金市場供不應求等因素引起的。資本在農業方面雖然對社會貢獻最大(此刻已不能絕對地說是最大，用比較大的說法也許更適宜)，但利潤比較小，所以對農業方面的資金投入總是不能得到滿足。所以，也就出現了農村發展的兩難:問題：一方面是農村建設的資金需求缺口趨于擴大，一方面卻是各種金融機構不愿意在農村從事放貸業務。以斯密的思維，能夠經過放寬農村金融市場的利率限制來發展農村業務，經過圍繞時常利率進行自由浮動的適度高利率來彌補各種借貸成本，最終經過競爭者對市場的爭奪逐漸回歸到利率的正常水平，這不失為當前解決建設新農村資金籌集困難的有效途徑，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堅持利率的適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會因為高的利率帶來新的高風險，就適得其反了。另外，也可經過引導和規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締各種非正規民間金融、加大政府財政支農力度等措施來解決農村市場的金融抑制。

(3)斯密認為，當一個人的資財，只能維持他幾天或幾個星期的生活時，他會很少研究從這筆資材中獲取收入。他會盡可能地節儉消費，期望依靠自身的勞動，能獲得一些收入來增補這筆資財。他的資財完全來自他的勞動收入。各國的窮苦勞動者大多過的這種生活。斯密經過分析資財的額度和可支配期限將其界定為生產性和生活性支出兩部分，又將生活性支出按來源和用途細劃為三種類型。這樣，使我們對收入的認識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一樣類型的資財，為之后人們樹立了理財觀念和收支計劃供給了依據。

(4)斯密認為，一個為了消費而借貸的人很快就會破產，而借錢給他的人通常也會后悔自我的愚蠢。所以，為了這樣一個目的不論是借款還是貸款不管什么場合高利盤剝是不可避免的，對于雙方均將不利。既然借貸的人多為窮人，放貸的人會提高利率(如高利貸)來彌補這部分風險，但利率提高的同時又增加了還貸的風險。這樣就存在了一個悖論：不管是借貸者還是放貸者，雙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種風險，高利貸卻依然能夠生存下來。我認為原因是高利貸的存在包含了諸多不正當的經濟和社會行為，比如黑勢力介入、借款者被迫從事違法犯罪現象等。

由于當前我主要涉足的領域是農村的金融問題，所以對《國富論》中與此相關的資料進行了拜讀和分析。第一篇和第二篇做了有選擇的精讀，第三篇是概要地閱讀，第四篇和第五篇僅作大致瀏覽，盡管殖民地部分斯密做了最為詳盡和精彩的論述，然而限于時間和篇幅，在此一一略過。上頭的一些認識和觀點純屬我個人的意見，期望教師和學者能夠點出其中理解偏頗和謬誤之處，以期更好地理解這本經濟學的典范巨著。

國富論的感悟篇9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后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于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污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并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并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后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國富論的感悟篇10

《國富論》是一本經典的經濟學著作，是每個對經濟學感興趣的人的必讀之書。在還未翻閱《國富論》時，經常能聽教師們對它的高度評價和看到一些網友對它的贊賞，當時就在想這是一本怎樣的書？為什么能讓閱讀它的人都能夠愛不釋手呢？在寒假期間，我也翻閱了《國富論》一次，看后心生四個字“佩服、敬重”。

在還沒看《國富論》之前，看了一些網友對它的評價，就像“有一千個莎士比亞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一樣的人對這本書的讀后感是不一樣的。我們公認的評價有“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經濟學的百科全書”、“西方經濟學圣經”等。當這些榮耀冠之《國富論》的頭上之時，其內涵和本質也不會有任何的變化。如果一個人想了解經濟學，想研究經濟學，那么《國富論》是他的必讀也是首選之書。

剛看《國富論》時，我是真心佩服本書的作者亞當·斯密。首先，對于一個初學者來說，對“勞動分工”、“商品價格”等這些經濟學的名詞是比較難理解的，可是作者卻用好幾個生活當中的實例向我們闡述什么是勞動分工，怎樣進行勞動分工，什么是商品價格，其又受哪些因素的影響。簡單的舉例能讓我們印象深刻。其次，本以為經濟學是一門相對枯燥的學科，可是讀完這本書后卻不以為然，異常是當論到羅馬帝國崩潰后這一章節的資料時，感覺自我不僅僅是在研究經濟更是在研究歷史。或者說其實經濟和歷史本來就不分家，經濟是基礎，歷史的發展進程是要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的。最終，“讀一本好書就像是和一位高尚的人交流”。我對亞當·斯密并沒有深入的了解，可是當我閱讀他這本花了八年的時間全心著述的《國富論》時，我感覺到他不僅僅是一位細致淵博的經濟學家，同時也是一位集哲學與歷史于一身的學者。我幾乎在書本的每一章節都能夠看到他細致的講解，并且他也是一位謙虛的學者，學術永無止境，在提出不一樣觀點時，他都能夠謙虛謹慎。

《國富論》中大部分的觀點都是經典的經濟理論，可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著實踐的發展，書中的一些觀點也得到社會發展的不斷豐富與完善。閱讀完《國富論》后，我對以下兩個方面有自我的想法：

（一）城市商業對農村改良的貢獻

盡管時代不一樣，盡管社會背景不一樣，可是書中城市商業對農村改良的三方面的貢獻在如今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值得借鑒的，異常是我們此刻要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那么我們就需要借助城市發展的商業力量帶動農村的發展。第一，農村由于地域的局限，市場遠沒有城市廣闊，可是農村的原料和氣候條件卻比農村好。所以兩者能夠優勢互補，利用城市的市場、技術和交通運輸方式，利用農村充足質優的原料和廉價充足的勞動力實現農村與城市的有機結合，進而發展城鄉一體化。

第二，中國人的宗族觀念根深蒂固，落葉歸根幾乎是每個中國人都會有的心態。也正是因為如此，許多在城市獲得財富后的居民在年邁時都會在鄉間購置土地，異常是隨著城市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相比較而言，農村的環境則更適宜養老居住。異常在近幾年，不僅僅城市房價漲了，鄉間的房價也漲了。企業期望在農村投資建房獲取利潤，這一方面會帶動房價的攀升，另一方面也是在經過投資拉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第三，新農村的建設也需要加強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本事，政府起的是引導的作用。加強村民的主人翁意識與發展農村經濟結合起來，引進工業城市先進的管理經驗再輔之農村的特點，才能真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國富論》一個很大的優點在于其預見性，書中很多經濟學的理念和觀點都能與實踐相結合，都對實踐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可是，實踐的不斷發展又要求我們要不斷突破理論而創新不斷追求適應社會發展的新階段。

（二）對外貿易的公平性

采取高關稅或絕對禁止的手段對從國外進口的產品實行限制，在必須程度上或許能夠保護本國的產業，可是長久下去則是對本國產業的一種“溺愛”。

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證明，閉關鎖國只會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應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我國的企業本身自主創新本事相對較弱，在國際競爭中常處于劣勢，可是我們企業仍要堅持迎難而上，堅持屹立于世界市場之中。對外貿易需要公平性，需要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的同時也需要必須的市場機制的規則。并且，這些規則的制定需要貼合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在國際市場上經常能夠看到一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的經濟利益，運用些非正當的手段謀求不正當的利益，此時我們就需要毫不保留的運用市場規則保護自身利益，不能向霸權主義妥協。

“每一個人都不斷努力為自我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誠然他所研究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的確，利潤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可是，經濟的全球化已經與舊時代的地區分散不一樣了，舊時代的經濟是經濟發展勢頭好時就合作愉快，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就以鄰為壑，轉嫁危機。全球化的發展需要全體經濟參與者共同努力，趨利避害，孤立誰，少了誰都是不完整的經濟發展，都會有損自身的利益。

初讀《國富論》時覺得它晦澀難懂，可是越讀越起勁，可惜的是到了書的后半部分自我只是略讀了一次，并沒有像剛開始那樣仔細閱讀，想必也少了許多新的感悟。有一個講師曾說他已經讀了《國富論》好幾遍了，每一次的閱讀都會有不一樣的收獲。所以，這本書還是要繼續捧在手心，細嚼慢咽。